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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郁离子》看刘基的民本思想
作者:佚名 来源:网络
内容提要元末明初思想家、政治家刘基目睹元末社会动荡不安,官贪吏污,加之自己仕途坎坷,写下了感时之作《郁离子》。这本哲学著作发展了儒家民本主义思想,提出了自己爱民、养民、德治、用贤的治国主张,对后世治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民本主义是中国古代治国的政治哲学。儒家民本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民本主义思想,提出了仁政、德治的政治哲学体系,这种治国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刘基是元末明初的一位思想家、政治家。他从自己在元末坎坷仕途中悟出了民本主义对治国的重要性,因而发愤著书,完成了《郁离子》这本哲学著作,以表达自己对治国、爱民的政治见解。

                 一、《郁离子》:刘基感时之作

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刘基出生于浙江青田县武阳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里。曾祖刘濠为南宋翰林掌书,宋亡,“乃荒遁自适”4,5,曾为拯救家乡的抗元志士出过力。刘濠显然是个不愿为新朝效劳的南宋遗民。父刘瀹,通经术,为元遂昌教谕。刘基自幼即受家学熏陶。,6岁入郡序受业,熟读经史、天文、兵书。,7岁,从郑复初学濂洛之学,即周敦颐、二程理学。10岁,应举中进士。刘基接受的是典型的儒学教育;加上他钻研过天文、历算,阅“天文书,翌日背诵如流”,精于象纬之学,在他的思想中又留下神学的痕迹。读书做官,效力封建国家,是他的理想。

可是,当他入仕之后,他的理想渐渐成为泡影。在他中举刚刚踏入官场时,年轻人那种决心干一番事业,羡慕和效法古代循吏清官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后来在他《赠周宗道六十四韵》这首诗中写下的如下诗句,正是他当年这种心情的反映:龚遂到渤海,盗贼还农桑;张纲入广陵,健儿跪如羊。苟能任仁智,勿使忄佥邪坊;孟子虽险艰,可使成康业。

然而,愿望与实际距离太大了。刘基第一次做官,即为高安县丞。在任期间,“以廉节著名,发奸摘伏,不避强,为政严而有惠,小民咸以慈父戴之,而豪右数欲陷焉。时上下信其廉平,率莫能害也。”但刘基自己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与临江邻,临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执鞭以为业。根据蔓附,累数百千辈,以鹰犬于府县,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祸,官斥弗任则群袂而排去之。狱讼兴灭,一自其喜怒。有诉于官,非其徒为之所,虽直必曲,获其助者反是。百姓侧足畏避,号日“笳鼓”。人莫解其意,或日谓其部党而心力齐也。余每闻而切齿焉,无能如之何焉。

可见,他不但遭到豪右酷吏的加害,而且对之亦“无能如之何”,他的抱负是很难得到施展的。后来转任江西行省椽史,与幕官议事不合,去职;再任江浙儒学副提举,因揭露监察御史失职事,又去职,隐居&年。到至正十二年''''''''!(")*,行省举他为浙东元帅府都事、行省都事。次年,因反对招安方国珍,被指责为“擅威福”,羁管于绍兴。未见复职,受命组织义兵,镇压当地农民起义。至正十六年''''''''!("&*以行枢密院经历,与行院判石抹宜孙守处州''''''''今浙江丽水*。尽管刘基对朝廷忠心耿耿,镇压农民起义不遗余力,至正十八年元廷派来的经略使李国风经查访后特“奏守臣功绩”,结果还是受到行省执政者的抑制,仅由儒学副提举改投处州路总管府判。刘基受到的打击太大了,一气之下,再次弃官回到家乡青田。

自叹报国无门,深感前途无望,不满民族压迫,预感元朝将亡,这就是刘基写《郁离子》的思想动机。所以,他的学生徐一夔在《郁离子序》中说:“公学足以探三才之奥,识足以达万物之情,气足以夺三军之帅,以是自许,卓然立于天地之间,不知自视与古之豪杰何如也。年二十已登进士第,有志于尊主庇民。当是时,其君不以天下繁念虑,官不择人,例以常格处之,噤不能有为。已而南北绎骚,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阃方务治兵,辟公参赞,而公锐欲以功业自见,累建大议,皆匡时之长策。而当国者乐因循而悦苟且,抑而不行,公遂弃官去,屏居青田山中,发愤著书,此《郁离子》之所以作也。”

      二、爱民:民本思想的核心

早在夏、商、周时代,民本思想就已经出现。《尚书·五子之歌》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把民与社稷安宁联系在一起。到春秋末期,儒家创始人孔丘发展了三代以来的民本思想,提出仁政、德治的政治哲学体系,要求统治者应爱民、养民、利民、富民,他在《论语·为政》中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荀子曾引用孔丘的话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儒家学说的继承者孟轲进一步发展了孔丘的仁政学说。孟轲仁政学说的核心是“重民”。他说:“桀封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儒家政治学说中,主张得天下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必须先得民心,得民心的办法就是从民之“所欲”。所以孟轲又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即保持住人民便能统一天下,这是没有人可以阻挡的。因此,他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他把人民、社稷、国君三者的重要性加以权衡之后,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君、大臣要施仁政于民,要关心民间疾苦。儒家的仁政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刘基在《郁离子》中的民本思想脱胎于儒家的仁政学说。

刘基在写《郁离子》时,作为元朝统治下的臣民,他虽持有满腹不同政见,但还不敢公开自己的全部观点,只能用寓言的形式、借古讽今的形式,旁敲侧击地表露自己最主要的见解,这也就是自身经历中最有感触的爱民、用贤、治国几个方面。正如吴从善所谓“郁离者文明之谓也。非所以自号,其意谓天下后世用斯言,必可成文明之治耳!”

刘基认为要把国家治理好,首先要爱民。应该把民众看作“手足”,加以“爱抚”,给他们温饱,把他们“抟而聚之”,实现天下太平。刘基非常反对愚民政策。他在《郁离子》中讲了一个狙公养狙的故事,狙公通过鞭捶使诸狙“赋什一以自奉”,当群狙醒悟后,纷纷逃入林中,使狙公卒馁而死。郁离子评论道:“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反之,对民应该爱抚,“惟民食为命,王政之所先”,让他们“家家有衣食”,然后把民抟聚在一起,为朝廷服务。用郁离子的话说:“民犹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持而聚之耳。尧舜之民,犹以漆抟沙,无时而解。”在写《郁离子》之前,刘基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官司职防虞,当念怀善良;用民作手足,爱抚勿害伤;所以获众心,即此是仞墙。很明显,他主张利用老百姓的力量,作为巩固封建政权的“仞墙”。

但是像元末这样的“霸世”,情况完全变了,当政者“犹以水抟沙,其合也若不可开,犹水之冰然,一旦消释,则涣然离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犹以手抟沙,拳则合,放则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责于民日是顽而好叛。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刘基在《郁离子》中的态度是明确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是官逼民反,而不是民性好叛。刘基的这一结论那是从漫长的经历中得来的。

刘基固然有以龚遂、张纲等循吏为楷模的思想,但对于人民起来反抗当权者的统治并不很理解的,并一概斥之为盗贼。到中年以后,天下大乱,民众揭竿而起,他的基本立场未变,而且在浙东元帅府任职期间,还奉命招安“山寇”吴成七等,集“义兵”,“贼拒命不服者辄擒诛之”。但是入仕以来二十年的经历,使他目睹了官吏的贪残,民间的疾苦,他的思想也在变。他在弃官之前写下的《赠周宗道六十四韵》,表露了自己对平阳起义的真实看法。他认为平阳起义是官府逼出来的:

                  朝出系空橐,暮归荷丰囊。丁男跳上山,妻女不得将。稍或违所求,便以贼见戕。负屈无处诉,哀号动穹苍。斩木为戈茅,染红作巾裳;鸣锣撼岩谷,聚众守村乡。官司大惊怕,弃鼓撇旗枪,窜伏草莽间,股栗面玄黄。窥伺不见人,湍江走怅怅;可中得火伴,约来归营场。顺途劫寡弱,又各夸自强;将吏患有献,欢喜赐酒觞。杀贼不计数,纵横书荐章;民情不大甘,怨气结肾肠。遂令父子恩,化作虿与蝗。恨不斩官头,剔首取肉尝。累累野田中,拜泣祷天皇。愿得贤宰相,飞笺奏岩廊。先封尚方剑,按法诛奸赃;择用忠荩臣,俘之提纪纲。

这首诗里毫无隐讳地把农民起义的原因归之于官司的毒淫和贪攘,并把官军以镇压起义为名,乘机掳掠人民的罪行,赤裸裸的揭露出来。正是“盗贼有根源,厥咎由官府;任将匪能贤,败衄乃自取”。当这种观点形成之后,他在《郁离子》中写下如下很深刻的句子:

石激水,山激风,法激奸,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纷纷生于激。是故小人之作乱也,繇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东西南北无所容也。故进则死,退则死,进退无所逃也,则安得不避其急而趋其缓也哉至于如何平“乱”,刘基在《郁离子》中所持的态度与他以前那种“扼命不服者辄擒诛之”的态度有了不小的转变:

以大德戡大乱则可也。夫民情久佚则思乱,乱极而后愿定。欲谋治者必因民之愿定而为之制,然后疆无梗,猾无间,故令不疚而行。

显然他是不完全主张用强行压服的方法去平“乱”的。

                三、德治与用贤:实现民本主义的关键

刘基从元末弊政中总结了许多治国的经验,并为后来者借鉴。故吴从善说:“其意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

刘基在《郁离子》中多次用医道来比喻治国,“治天下者其犹医乎”。主要论证了局部与整体以及整体治疗两大问题。关于局部与整体,郁离子是这样说的:

     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繇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后倾天下之力以救之,无及于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至,举不可遗也,必不得已而去则爪甲而已矣。……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为身,孰为爪甲,孰为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则庶几乎弗悖矣。

这段话是刘基的真知灼见。他在地方任职达一、二十年,目睹种种弊端,一邑如临江,一州如平阳,一郡如浙东,地方治不好,整个国家也治不好。“一指之寒弗燠,则及于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则周于其四体。气脉之相贯也,忽于微而至大。”这就是他一再呼吁要选好州牧的原因。

关于整体治疗,他的见解更深刻。郁离子曰:

    治天下者其犹医乎。医切脉以知证、审证以为方。……治乱证也,纪纲脉也,道德、政刑方与法也,人才药也。……其方与症对,其用药也无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鲜矣。

这里涉及到治国的几个要素:治乱、纪纲、道德、政刑、人才。治乱是证候,症状是重是轻、即乱的程度如何,靠纪纲来判断:“医切脉以知证”;。所以纪纲是治国的标准,是第一件大事。明朝建立后,刘基对明太祖朱元璋说:“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纪纲振肃,而后惠政可施也。”可见把振肃封建纪纲是放在新朝建立后的最重要位置上。道德和政刑是方法,即统治者的两手职能。道德,通过对人民群众的教化,让他们树立封建道德观,以遵守封建纪纲;政刑,“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是故制刑,期于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则死者鲜矣。”使人民群众树立封建法制观,同样是为了让他们遵守封建纪纲。但德政与威刑两者之中,前者为本,后者为辅。“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辅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以上治乱、纪纲、道德、刑政方面的原则确定之后,都需要人才去贯彻,这时人才就像“药”一样起决定作用了。

刘基认为,要实行德治,用贤是大事,必须选好各级官吏,尤其是选好官僚之首的宰相。刘基借用楚王欲废楚相令尹的故事,通过宜申之口说道:“国之大事,莫大乎置相,弗可轻也。今王欲去其相,必先择夫间之者,有乃可耳!”宜申还举了个例子,有一巨室因梁蠹将压,工匠因无木材可换,“束群小木以易之”,遇大雨雪,“梁折而屋圮”。以此来说明更换宰相,“必先择夫间之者”。这段话是有的放矢的。

元顺帝至元六年(1304)年,脱脱发动政变,逐走伯颜,不久出任中书右丞相。“脱脱乃悉更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法,复行太庙四时祭,雪郯王彻彻秃之冤,召还宣让、威顺二王,使居旧藩,以阿鲁图正亲王之位,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道,又开经筵,遴选儒臣以劝讲,而脱脱实领经筵事。中外翕然称为贤相。”)后来一度辞相,到至正九年(1349)年时再度复相,不久农民起义爆发,他亲自带兵镇压徐州芝麻李、高邮张士诚。正当他在高邮前线作战时,在京中的佞臣哈麻乘机弹劾脱脱“劳师费财”,昏庸的元顺帝下令削兵权和官爵,流徙云南,不久被哈麻毒死。尽管脱脱为政有许多不当之处,但在封建士大夫的眼里,他仍不失为元代特别是元末少有的“贤相”,他忠于朝廷,力求励精图治,镇压农民起义,挽救行将倾倒的政权,对元朝政权来说,算是难得的人才了。但顺帝偏偏听信谗言,废黜脱脱,起用哈麻为相,从脱脱被贬到刘基写《郁离子》之时,短短三、四年时间里,宰相像走马灯似地轮换,朝政一天不如一天,已是不可收拾了。所以刘基从元末的教训中得出“国之大事,莫大乎置相”的结论。

入明后,刘基选相的观点一如《郁离子》中所阐明的。《明史·刘基传》有如下载段记载:

  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日:“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礼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辕也。”帝曰:“吾之相,诚元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

这段记载说明刘基以大木易柱的观点是始终如一的,只是这样的人才只有通过“悉心求之”才能选到而已。

至于宰相以下的各级官吏,刘基认为是协助天子管理各地方、各部门的。“天子有民,不能徧治,故托之守令,故守令谓之民牧。夫牧也者,受人之牛羊而牧之,必为之丰其水草,适其寝讹,去其瘯蠡,驱其豺狼,然后物生,遂而牧之道得矣。是故悍卒猾吏民虎狼也,苛徭横敛民蠡也。虎狼不屏,瘯蠡日生,寝讹失时,水草乏绝,则亦日就死亡而已矣。”因此选择官吏应以贤能为标准,而不是以亲疏为标准。但元朝的掌权者们是怎样做的呢,刘基通过郁离子之口写道:

    三代之取士也,必学而后入官,必试之事而能然后用之,不问其系族,惟其贤,不鄙其侧陋。今风纪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选也,仪服云乎哉,言语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贤,而悉取诸世胃昵近之都那坚为之,是爱国家不如农夫之田、贾子之车也。

刘基的指责是有根有据的。元朝建国以来,“内北人而外南人”,走读书做官的路是相当困难的。据统计:自延祐二年(1315)年至元亡(1368)年共54年,估计人仕总人数为28000人左右,其中由科举人仕者,包括国子监应贡会试中选者,共计1200人,只占仕途总额的4.3%。这个比率大致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所以时人朱德润说:“凡入官者,首以宿卫近侍,次以吏业循资,盖近侍多巨勋子孙,吏业多省台旧典。”即使像刘基这种中了进土的儒士,仕途也是十分坎坷的,真正通过科举挤入最高统治集团中的儒士为数微乎其微,所以汉儒“皓首穷经,不免有不遇时之叹”的情景是十分普遍的。

由于用人不当,排斥了贤能;排斥了贤能,于是贪赃枉法之徒,如元末之燕铁木儿、伯颜、哈麻、搠思监之流掌握朝政,腐败现象充斥朝廷内外,弥漫了整个官僚层,最后导致元朝的必然垮台。

从官僚层的腐败,刘基进一步引伸到”反腐倡廉。他把反腐倡廉看成是以德治国的组成部分,这是对儒家民本主义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认为,择人用贤,必然杜绝权臣擅权;治民安邦,必须打击贪官污吏;治国之本则在于纪纲。在《郁离子》中有许多通过寓言的形式,讲述了深刻的反腐倡廉的道理。

《郁离子·贪利贪德辩》论述了贪与廉的关系,他通过“郁离子”之口说道:

      贪与廉相反,而贪为恶德,贪果可有乎?匹夫贪以亡其身,卿大夫贪以亡其家,邦君贪以亡其国与天下,是皆不知贪者也。知贪者其为圣人乎。圣人之于仁义道德,犹小人之于货财金玉也。小人之于货财金玉无时而足,圣人之于仁义道德亦无时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皆大圣人也。文王视民如伤,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以夜继日,坐而待旦;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圣人之贪于仁义道德若是哉!故以其贪货财金玉之心而贪仁义道德,则昏可明,狂可哲,可人弗能也。故于货财金玉则贪,而于仁义道德则廉,遂使天下之人专名贪为恶德而恶之,则小人之罪也。

这篇短文把“贪”与“廉”放在对立的位置上。贪者,上自邦君,下至匹夫,其危害大至亡国,小至亡家、亡身;廉者是圣人之美德,只有具备了仁义道德才能廉。其实,他所指责的“邦君”就是当时的皇帝元顺帝妥懽贴睦尔,就是先后亡其家的权臣铁木迭儿、燕铁木儿、伯颜、哈麻之类。

总而言之,通过《郁离子》可以看出刘基的社会政治学说是从观察元末社会弊政中产生的,其理论基础来源于儒家的民本主义。毫无疑问,刘基用封建纪纲的标准去观察整个社会,但他的观察是入木三分,相当深刻的。他的爱民养民、德治用贤思想,在当时一般封建士大夫之上。

 

 注释

[1][2][4][7]张时彻:《诚意伯刘公神道碑》,《诚意伯文集》卷首,四部丛刊本。

[3][18][21][22]刘基:《诚意伯文集》卷,T,《赠周宗道六十四韵》。

[5]《诚意伯文集》卷V,《送月忽难明德江浙府总官谢病去官序》。

[8]徐一夔:《郁离子序》,《郁离子》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WU,年点校本。

[9]《荀子》卷Q.,《哀公》。O,.P《孟子·离娄上》。

[10]《孟子·梁惠王上》。

[11]《孟子·尽心下》。

[12]吴从善:《郁离子序》,《郁离子》附录。

[13][25]《郁离子》卷上《术使》。

[14]《诚意伯文集》卷,T,《感时述事十首》。

[15][16]《郁离子》卷上《抟沙》。

[17][19]黄伯生:《故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20][30]《郁离子》卷下《石激水》。

[23]《郁离子》卷下《井田可复》。

[24]《郁离子》卷上《喻治》。

[26][29]《郁离子》卷上《乱几》。

[27][28]《郁离子》卷上《刑赦》。

[31]郁离子卷上乱几。

[32]《郁离子》卷上《刑赦》

[33]王祎:《王忠文公集》卷R,《郁离子序》,退补斋刊本。

[34]刘基:《郁离子》卷上,《论相》。

[35]《元史》卷,TU,《脱脱传》。

[36]《明史》卷,QU,《刘基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37]《诚意伯文集》卷V,《送海宁尹知州之官序》。

[38]《郁离子》卷上《规执政》。

[39]见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期。

[40]朱德润:《存复斋集》卷R,《送强仲贤之京师序》,四部丛刊本。

[41]徐一夔:《始丰稿》补遗,《送齐颜德岁贡序》,武林往哲遗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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