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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基 “民本思想”初探
作者:邱树森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
  刘基的“民本思想”是他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的核心。他提出“利民为忠”和“大同”的新概念,以“曲取论”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为外延,以“民本思想”为中心的民法思想为政治外延,并通过生产实践和一生的亲民行动为表率。他的民本思想离不开个人、环境、家庭、社会的综合影响,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但对现实依然有着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刘基;民本思想;文化开发

中图分类号  B248-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105(2003)03-20-06

 

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刘基是立德立功立言齐备的“三不朽”式千古人豪。人称有史以来全才惟三人:张良、诸葛亮、刘伯温。文成占了一个,这是文成人的骄傲。在刘基庙里有沙孟海题写的“千秋景仰”四个大字,尤其引人注目。近日,阅读刘基的作品及一些评论,并先后走访了刘基故居。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刘基的“民本思想”。其“民本思想”可概括为“利民为本,民生为本,民法为本,亲民为本。”

一、“民本思想”——刘基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的核心

刘基不但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而且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核心思想是“民本思想”。

(一)民本思想——刘基对儒家、墨家思想上的一种突破

近观诸多评家大多把刘基作为传统仕人的传统儒家。诚然刘基身上有较浓的儒家思想,但他又有另一面,那就是对儒家思想的创新和突破。接近墨家思想,尤其是民本思想,代表了一种先进的思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把“事君以忠”作为首要观点。孔子把忠君作为人伦之首,不管君上仁暴与


否,臣民都得无条件服从,否则便是不忠,是大逆不道。如晋灵公以杀人为乐,赵穿发难诛杀之,孔子作《春秋》直书:“赵盾弑其君”。因为赵盾是执政者,是赵穿的兄长,应负主要责任。孟子攻击杨墨无父无君,特意吹捧:“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不让墨子替赵盾翻案。

刘基在对待君主的态度上,采取了与儒家不同的立场。在《郁离子·晋灵公好狗》文章中说得比较清楚。灵公“尚狗”而不“尚贤”,致使屠岸贾有机可乘,弄权误国。主要责任在灵公,则其死罪有应得。他说赵穿是“因众怒”杀之,这是为民除害的正义行动,从而替赵盾也开脱了罪责。还可见之于他三十年前所作的《春秋明经》。刘基这样分析:“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郁离子·九难第十八》引《夏书》云:“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刘基的民本思想有其一贯性。他的“忠”,以君是否爱民利民为准衡,因此,我们不难解释其仕途坎坷之由,反元仕明之由,退隐山间之由,为民呐喊之由。

刘基其民本思想另一层次是反侵略思想。在《入塞》诗中,描绘一位戌边归来的幸存者痛苦心境;七绝《塞姑》更进一步勾画出侵略战争所造成的悲剧;刘基在《郁离子》中,通过“齐人伐燕”这则故事,以讽喻之笔同样地给侵略者以严厉的谴责。对于如何反侵略,他创造性提出“大同”观念,与现在提出的“和平共处、互不侵犯”有相通之处,比墨子的兼爱思想有更高一层的反映,比孔子的“大同”思想范围更广。他说:“中国以夷狄为寇,而夷狄则以中国之师为寇 。必有能辩之者,是以天下贵大同也”。把“兼爱”、“尚同”加以扩充,不管哪一方被侵略,双方设身处地进行反思,确是如此,刘基的这一说法可谓持平之论。

(二)民本思想——刘基的先进经济思想和实践

在《郁离子》中有“有一夫不被其泽,则其心愧耻,若垯于市”。如何真正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呢?刘基在经济上有系列的理论和实践,为民本思想奠定经济外延基础。他力倡“天地之盗”,认为生产发展了,利源广开,即如古制什一之赋,国库也会富足如元初。

刘基把课税称为“人盗”,把发展生产称为“天地之盗”。在封建社会里,税收主要来自农民。元朝统治者纵欲无度,拼命向农民榨取,以致民不聊生。“为苟旦夕之性命”,只有铤而走险,削竹为矛,进行反抗。这是元末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刘基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极力反对“人盗”。并且,在“志以天下为爱,而能善利之”的影响下,根据长期的实际经验,得出善盗者盗天地而不为人盗的结论。

刘基为了论证“盗天地”的观点,提出了“曲取”论[1],其基本观点是“执其权,用其力”,意指向自然索取时,首先要掌握自然规律,研究万物特性,然后根据物性物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运用科学原理指导生产,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充分发挥万物潜在力量,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生”。不违农时,培育和利用地力,达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转化,这是“曲取”;“高而宫,卑而池,水而舟,风而帆”。利用物性和自然力量,使物为我用,也是“曲取”,这是尽人可见,尽人可知的常理。以涂泥制器皿,以新式配方制擂茶……则刘基通过长期社会实践,用科学方法指导生产的指挥创造。从中他深刻体会到生产转化的真谛:“曲取”才能使“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

更为可贵的是,刘基还运用他的理论去指导实践。在羁留绍兴期间,他虽身受迫害,依然没有忘记老百姓的清苦。他指导绍兴农民利用荒滩涂泥烧制各种陶器,就是曲取论利废为宝的一个生动事例。并有《缸窑头》民谣为证:“缸窑头,缸窑头,600年前荒滩头,来了伯温刘老头,烂泥变成元宝头”。刘基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把种种的农、林、牧、渔的物产品类记录下来,利用粮、棉、竹、木、蚕、丝、茶、纸等物加工制造成各种生活用品。他撰写了12卷的《多能鄙事》一书,其中就有酒谱、茶谱、菜谱等等加工制造的记载,体现了曲取论“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的道理。由此可见刘基对于资源节约与利用的重视,是真正关心天下苍生的理想家、实践家。难怪章太炎先生这么崇拜他,称他是“环地球之师”。

应该说,在六百年前的刘基,对生产认识在如今而言也许还不算深刻。但在当时能有如此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应当属于认识论的一大飞跃。

(三)民本思想——刘基亲民爱民的政治思想

刘基的一生是为民的一生,其民本思想政治外延基础是执政为民和立法为民的实践。虽不免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确实无愧于千秋景仰。早在《赠周宗道六十四韵》中提到官府的责任在于维护老百姓的安全,为老百姓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执政为民。在至元二年授江西行省瑞洲高安县丞时,并作官箴以自勉:其中三十二字尤为醒目:“治民奚先,事之以慈。疾病颠连,我扶我持。弱不可凌,愚不可欺。人有恒言,视民如子”。亲民爱民,溢于言表。伯温公到高安上任不到有年[2],年轻有为,秉公办事,群民敬佩,名声大震。翌年,新昌发生命案,初审结案,原告不服,喊冤上诉。谁也不敢担当重审之责,怕得罪权臣,惟伯温公勇于受理。经明察暗访,查清案情,给予重判:蓄谋砂仁者依法偿命,初审官受贿渎职,撤职罢官。因之,强梁豪右恨之入骨,对他加以疯狂的诬陷迫害。为此,伯温不得不调离高安。江西为官五年,刘基因执政为民,而被人民以慈父推戴之。

后期的刘基更深刻地体会到立法为民的重要性。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刘基为太史令,奏请立法定制,与李善长等一起定律令。十一月,上《戊申大统历》。十二月,《律令》成。《律令》成后,严格执行,连对皇帝的老乡即宰相李善长的义子中书省都事李彬都敢先斩后奏。后来又先后以仗义执言得罪了皇帝怀西老乡臣胡惟庸、汪广洋。这样看来,刘基在官场先是以铁骨般的性格执行朝廷制度,后来又参与律令的制订并严格施行,没有人情,没有融通,没有特权。这种执法状况值得当今步向法治社会的国人借鉴思考。不过,在那个年代,法治不可能完善,刘基最终还是“死”在“关系”和“黑暗”中。

刘基的民本思想不可能像现在“三个代表”那样,有完善的理论系统,有先进的生产力为基础,代表最广泛的群众利益,有较完善的法治为背景。由于阶级的局限,对于后期农民起义他是主张镇压的,但在六百年前能有这种思想,并有一定的经济和立法的思想,能够执法为民,并以高尚的人格为表率,实属难能可贵。

二、刘基民本思想探源

刘基民本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其个人、环境、家庭、社会的诸多原因:

(一)先天和后天生活环境因素。 刘基“民本思想”的立言离不开他先天的素质。他的记忆力、理解力比一般人好,“诸子百氏,过目即洞其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即洞其要”,十八岁时就写出《春秋明经》二卷。有一个故事说他游燕京时,看书一遍后第二天即背诵如流,别人都觉得奇怪。

    刘基民本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他得天独厚的环境。“孟母三迁”讲究环境的影响,虽为外部环境但也是重要因素。中国历史上是农业社会,且大部分人地处山乡农村,居住的环境形成山、树、水、木房、梯田这种五要素架构,久而久之在传统文化中成了惯例。所以文人隐者多居于奇山秀水间,这与今人追求的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理论相符。风水之说,固不可全信,但这种环境确实有利于了解民情,积累劳动经验。

刘基的出生地为天赐福地,传说尧仁子集梦见“执羊头而舞者”,遂择居现武阳村(谐音)。刘基的读书处为人间福地,石门洞是读书的好地方。中国山水诗鼻祖晋永嘉太守谢灵运最早发现此地:山峦莽峻,石崖百米细瀑垂泻鸟鸣丛林,两大石山如门轻掩。刘基的居住处南田为世外桃源[3],钟沛康对此颇有见解,他认为,南田台地缘何成为“福地”?第一,它地处浙南,古称南蛮,开发较迟,朝廷几乎不太关注;第二,高山平台海拔六百余米,舟船不到,战马难登,少战乱之苦;第三,有山有泉有田,种稻薯粮,无旱涝之虞,气候偏凉,少虫灾,可谓衣食无忧;第四,平台之间山峦变化多端,多四合之势,外人难找,适于隐居创造诗意田园生活。有道是好山好水易出人才。

(二)家庭影响因素。刘基的“民本思想”形成发展更离不开他的家庭背景,其中掺杂着经济和阶级的因素。史载刘基曾祖刘濠,每在大雪封山的隆冬季节登高四望,看到谁家生不起或断了炊烟,便命家人急送粮钱救济,所费不多,影响却很大,整个山村都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把刘家当作救苦救难的大善人。特别是元末林融起义一案,刘濠采取10岁小孙子的建议,毁家纾难,使万余平民免受株连,摆脱无辜杀戮的厄运。相形之下,钱、富两族不免见绌,刘家则声誉鹊起,一枝独秀,成为脱颖而出、后来居上的佼佼者。这些事例,不仅成了刘家世代流传、引以为豪的美谈,更可贵的是形成了家族优秀的传统遗风,成了子孙家嘉言懿行的典范。祖先的这些突出表现、无疑在刘基幼小的心灵上产生了种种良好的不可磨灭的印象。优良的家教家风是最生动、最深刻的基础课,家庭熏陶对于刘基成长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其中也离不开经济上的原因。刘家三迁之后,原有的庄园田产已经消失。议价生计全凭随手可携的金银财物维持。有出无入的消费,大山也会搬空。有钱人求生存,在封建社会里唯有买田置产一途,依靠地租经济,才能长保恒安。可是南田原有佃户大都置于钱、富几家大族卵翼之下,他们对新来的刘家还缺乏了解与信任。刘家的善举使其一跃成名,俨然是万众拥戴的山乡新兴领袖人物,佃户们便纷纷把能赎的田租专卖给刘家,出现了大户势力消长的新趋势。在这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阶级因素,刘家与农民的阶级矛盾趋于和缓。前阶段是刘家失去庄园田产,阶级剥削与压迫基本消除;后来虽已重置田产,却是通过竞争,笼络群众而得,租出租入双方关系不致过紧。这为刘基创造了贴近下层,与劳动者感情互通的条件和机会。新兴地主总是在艰苦奋斗,克勤克俭情况下开拓前进的。可以断言,刘基幼年生活比较清苦,史载刘基长期体弱多病,四十岁便“齿脱头童”。他还参加过家庭劳务与农活,这可从他众多著作中看出,他对农业生产非常熟悉,农事知识非常广博。信笔举例《郁离子·天地之盗》篇:“公仪子谓鲁穆公”条以治圃喻治国。在其中,有一句非常巧妙地道出了菜农的心态。如果没有亲身的经历,是很难写出来的。

(三)社会历史因素。刘基的“民本思想”形成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史载元末年代一方面自然灾害不断,蝗灾、水患、干旱,导致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官场腐败,管逼民反。传统的思想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为刘基的“民本思想”创有利的条件。刘基的官场历程十分坎坷,这却有利于他“民本思想”的成熟。 他二十六岁任江西高安县丞,中间如涨潮起起落落,四十五岁时甚至被免职羁管,在绍兴自杀未遂。此后重出山,帮朱元璋一统大明江山。五十八岁封御史中丞,六十岁封开国翊运守正文臣、紫杉大夫、护军、诚意伯,六十三岁告老返乡并被停发俸禄。六十五岁在忧郁中病逝。官场几十年沉浮,刘基磕磕碰碰,与文人志士如宗濂、陶中立、刘显仁、月忽难、叶探、石抹宜孙、祝茂卿等相识相知。用范仲淹的“进亦忧,退亦忧”来形容他的心境是恰好不过了,我们看到他思想理论成熟大都在“进退”之时,用司马迁的“逆境论”来解释刘基思想的成熟是比较恰当的。

三、 刘基“民本思想”的现实意义

由于刘基作品相对较为难懂,过去对于刘基的研究往往有些曲解,有些评论过玄,导致刘基个人神秘化,甚至带有一些迷信色彩,这对刘基的研究是不利的。在现有的对于刘基的定位,大多认为他是著名的军事家、文学家,对于他的思想,很少涉及。事实上,自从先秦以来,中国文学大多是文史哲不分[4],中国一些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大多是文学作品,诸如先秦百家作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乃至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与西方不同,中国理论注重形象,融情于理,如“人淡如菊”、“落花无言”亦是评论。有些理论又分散在多篇作品中,这与中国人含蓄性格和注重文章的形象性有关。对于刘基的研究,尤其是思想研究,我们目前只掀开冰山一角,还有很大的研究余地。

在南田拍《刘伯温》时,南田人尊刘基为老祖宗,对于刘基扮演者,不呼其名而以老祖宗称之,在他们的心目中,刘基就是他们心中的保护神,象征着正义和善良,象征着博大和高尚,这是一种无形的思想,不仅是人格的魅力,也是刘基立言、立德、立功所致。即使如今南田人亦是民风淳朴。我们不排除地理因素,但也不能排除是受刘基“民本思想”的影响。

在文成县,一项调查显示:80%青少年只知道刘基和刘基庙,对于刘基的其他事情一无所知,更不用说那先进的“民本思想”。当今的文化立县的一重要任务,应该是挖掘刘基文化的内涵,培养广大青少年的爱乡情感和自豪感。为刘基家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刘基的伟大在于他的理论观点,至今还有借鉴意义。我们提出的生态文化旅游建设目标,就能在刘基的环境资源当中,找到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他对物质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特别关注,有着充分的、足够的深刻认识。具体表现在:

1、强调资源的保护、开发和生产。他在《郁离子·灵丘丈人》第一节里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其取蜜也,分其赢而已矣,不竭其力也!于是,故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户,而收其利。”可见资源除了来自辛勤的劳动之外,还需要合理的安排,科学的管理。

2、优化资源的配置与组合。《郁离子·天地之盗》“韩非子为政”条,刘基借公叔之口,说了这么一番话:“王知夫,种树乎?树之上者为松、柟、栝、柏,可以为栋梁,种之必三五十年而后成。其下者为柽、柳、朴……值松栝不能三年,不待其成,而辄伐之以为常,仅足以朝夕食,无余也”。说明配置得当,资源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组合失调,只能是事倍功半,失去应有的效益。

3、提高资源利用率。《郁离子·鲁般》“郁离子之市”条说材料到鲁般手里,长的长用,短的短用,直的直用,弯的弯用等等,全都派上了用场。郁离子说的本意说的是指人才,人也是资源,要做到“人尽其才,材尽其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国家也就富强了。

4、节约资源。他引《夏书》反复告诫为国有民者决不能纵欲糜侈。

5、做好资源转化与新资源的开发。刘基的“曲取论”符合这一精神,撰著了12卷的《多能鄙事》一书,其中就有酒谱、茶谱、菜谱、鮓谱等等加工制造的记载。虽然这些资料今已失传,但我们可以通过民间工艺资料的收集,从而使之成为我县生态文化的品牌。近期,观察厦门、北京、九寨沟、海南的旅游文化产品非常注重古代工艺产品的复原和开发,并取得一定的效益,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明史》、《年谱》、《论语》、《墨子》、《刘基作品选》

[1]留葆祺.刘基散论[M].

[2]钟沛康.刘基仰止[M].                   

[3]刘兆祥.刘伯温史话[M].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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