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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猛相济——刘基的法治观浅析
作者:李 岩 来源: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宽猛相济——刘基的法治观浅析
加入时间:2003-11-5 14:29:24 编辑:李 岩 来源: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丽水师范专科学校 浙江丽水 323000) 浏览:741
 

       摘     刘基认为法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有力保证,法律的制定要相对宽松,但是在执行时一定要严格执法,特别是对执法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惩治贪官污吏方面,刘基认为更应严惩。刘基的这种宽猛相济的法制观,虽然在元明两朝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对于日益重视依法治国的今天,刘基的法治观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宽猛相济;刘基;法治观

中图分类号  I 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105(2003)03-41-05

 

近几年来,国内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撰文论证刘基的历史作用,对他作了比较公允的评价。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刘基形象,还没有完全突现出来,如他作为历仕元明两代的政治家,在依法治国方面,刘基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虽然在元明两朝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对于日益重视依法治国的今天,刘基的法治观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前人对此还少有论及,本人不揣浅陋,对刘基的法治观作一粗浅的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刘基认为法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有力保证。刘基二十三岁中进士,二十六岁出任江西行省高安县丞,此后,刘基在元朝断断续续为官十余年,一再受抑受贬,四度罢黜赋闲。四十八岁时愤而弃官,隐居家乡,著《郁离子》,五十岁时接受朱元璋邀请出山,参与军机,成为朱元璋开创明王朝的主要谋士。刘基从中进士到其去世(1375年),四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总结元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切身感受到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努力实现法治。

至正六年丙戍(1346年)刘基36岁,赴京途中,多题咏,有《北上感怀》长诗,诗中有“既怀黎民忧,妄意古人企。”和“山东古要地,燕赵犹唇齿。匡兹南北冲,津梁通远迩。属当全盛时,四海同一轨。”的诗句,是诗忧国愁思深沉,亦见用世之志;然对种族歧视,不无怨尤,寓讽谏之意。并且进一步认为,种族间的歧视和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地位是元末动乱和元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吴元年1367年刘基57岁时,被朱元璋封为太史令,十月,授御史中丞,与李善长一起定律令,十一月,上《戊申大统历》。又于1368 年定天下卫所之制。《行状》:“公密奏立军卫法,外人无知者。”[1]太祖即皇帝位,基奏定军卫法。据《明史·刘基传》记载:“吴元年以基为太史令,上《戍申大统历》,荧惑守心,请下诏罪己。大旱,请决滞狱,即命基平反,雨随注。因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太祖方欲刑人,基请其故,太祖语之以梦。基曰:“此得土得众之象,宜停刑以待。”后三日,海宁降,太祖喜,悉以囚付基纵之。寻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开国帝王朱元璋虽然被称为中国古代将法典理论化、法律化的典型代表,但是作为封建帝王,仍然有无视法律的作为和想法。也正因为如此,刘基决定要将自己的法治观表述出来,以引起最高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

刘基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教民明法,首先要用儒家的伦理思想教化民众,“民之以敢犯法者,以其不知人伦也,圣人之教行則人伦明矣,人伦即明则为民者莫不知爱其亲而不敢为不义以自累,为士者莫不知敬其君而不敢自以偾国事,盗贼何由而生,亦何由而滋蔓哉?诸君子可謂能知治道之本矣,可无述乎,于是乎为之记。”人伦即明,还要和国家法令相结合,“是故阀阅之子患不识稼穑之艰难,山林之士患不识礼法之去就。” 关于立法之后,他认为法律不能光立在那里作摆设,还应当切实执行,他说:“政令非仆不行,法度非仆不立”[2]

《郁离子》一书是刘基隐居家乡所著,该书反映出刘基对元末社会有了深刻认识与正确的态度,其中包含了刘基的许多法治观。《郁离子》序中,刘基有言:“古之君子,学足以开物成务,道足以经纶大,经必思任天下之重而不思以善其身,故其得君措于用也,秩之为礼,宣之为乐,布之为纪纲法度,施之为政刑文明之治,洽乎四海流泽于无穷,此奚特假言以自现?”在这里,刘基把纪纲法度抬到了施政文明的高度。法治既然如此重要,那么作为一个国家,为维护其统治秩序,就必须立法,实行法治,而不能再依靠人治了,1358年底刘基48岁时,元朝执政者抑基军功,基乃愤而弃官归里,写下了许多诗篇,其中《感时述事十首》的第五首云:“今人尚杀戮,无问豹与麟,滥官无国法,致乱有其因。”是诗揭露了元末黑暗的社会现实,指出元末大乱的根源就是法治太乱,刘基借诗言志,并希望能够“感上听”,此时刘基仍然对元怀有深厚的感情,希望元朝能够接受教训,依法治国,结束混乱局面,使人们能够过上宁静的日子。

在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法律治理国家方面,刘基同朱元璋有不同的观点,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用重典树立起皇帝威信,也就是《明史·刑法志》所说的“始,太祖惩元纵驰之后,刑用重典”。而刘基比较看重于制定较为宽松的法律制度,他认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是加强道德的约束力量,因为道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人问他治理天下的道理,他回答说:“在德。何以胜德?曰大德胜小德,小德胜无德;大德胜大力,小德敌大力。力生敌,德生力;力生于德,天下无敌。故力者胜,一时者也,德愈久而愈胜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其力也,惟大德为能的群力。是故德不可穷,而力曰可困。”[3]

元末的长期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明太祖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思危、处治思乱的治国方针,为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明太祖向刘基等问以生息之道,刘基回答说:“生民之道,在于宽仁”,并且认为“此所谓以仁必行仁政也”。[4]

他还曾假借郁离子之口对威刑与德治作了比较,他说:“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徳,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書》曰:‘刑期于无刑,又曰眚灾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制刑期于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赦者所以矜惷愚宥過誤,知罪不避而輙原焉,是启侥幸之心而敎人犯也。至于祸稔恶积不得巳而誅之,是以恩為阱也,然則赦令卒不可行與?曰: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惡逆也,杀人伤人及盗之类也,而釋勿治是代之為則也,一代之私禁茶盐钱币之类也,民無以為生,而官不恤,于是乎有犯,虽难以為常,原情而貸之可也。”[5]

通过对历史上各代宽松与严酷法治的对比,他认为宽松的法律环境较之严酷的法治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秦朝,由于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广大人民苦不堪言,因此他们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反抗封建国家的斗争,“秦人任法令,斬艾尊君師六合始一家,恩愛巳,一旦山東客竿以爲旗,呌呼驪山徒,天下响应之素车拜轵道,谁复为嗟咨”。秦朝的严刑峻法没能改变短命王朝的命运,相反,汉王刘邦却因为宽松的法律法规而得到了天下。“秦以苛政罔民,汉王入关尽除之而約三章焉,杀人伤人及盗而巳,秦民果大悦归汉,汉卒有天下。”紧接其后的汉朝以黄老思想和儒家法律思想为指导,按照“德主刑辅”的原则治理国家,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也就是所谓的“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汉承之以宽大,守之以宁壹。其方与证对,其用药也无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鲜矣”。[6]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刘基非常推崇汉法,看到元末社会动荡不安的状况,非常希望能够用汉法来治理当朝,他说:“草間群盗俱縻爵,天下何人尚力耕,汉法几时还再復,白头犹得咏升平。”[7]

刘基认为,做任何事情都要以宽容为本,否则往往会适得其反,治理国家的法治也是如此,他假借郁离子的话说:“石激水,山激风,法激奸,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纷纷生于激。是故小人之作乱也,繇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东西南北无所容也。故进则死,退则死,进退无所逃也,则安得不避其急而趋其缓也哉?夫人之有欲如婴儿之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遏之,而又不能舒徐以开之,委屈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锋于顷刻,是何异乎以唾灭火,以瓠捍刃也哉?”

紧接着,他还引用孔子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圣人知其无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及其见阳虎也,则应之曰:‘诺,吾将仕矣。’而不与之争也。陈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则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而不与之变也。夫如是何激之有哉?是故繇堙洪水,禹乃导而疏之,然后地平天成之功不在繇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谓也。”[8]法治也要采用疏导的方法,以宽松为本。

刘基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是倾向于宽松的,但是,在如何贯彻执行这些法律条文的时候,他认为应当秉公执法,执法必严,决不能有任何的执法不严行为。

至元五年已卯(1339)年 29岁时就被提为江西行省辟为职官掾吏。《行状》:“新昌州有人命案,府委功复检,案核得其故杀状,初检官得罢职罪,其家众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复仇。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公为职官掾吏,以谠直闻。”由此可见,在元朝时为官时就是秉公执法的典范,以后他在多次处理这类法律案件时也都是如此做到执法必严。

再如当时中书省都事李彬坐罪,刘基奏斩之。《明史·刘基传》:“帝幸汴梁,基与左丞相善长据守,基谓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纲纪,令御史纠劾无所避。宿卫官侍有过者,皆启皇太子置之法。人惮其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抵罪,善长素昵之,请缓其狱,基不听,弛奏报可。方祈雨,即斩之,由是与善长忤。”为了做到公正执法,显示国家法律的威严,刘基不惜牺牲与好友的关系。

作为国家的执法官,要做到廉正执法,但是在当时社会大背景下,这样做往往会得罪人,甚至危及自身,1353年,因建议招捕方国珍,为上官所驳斥,羁管于绍兴。其中,行状:“方氏兄弟闻之惧,请重赂公,公悉却不受”,是原因,从这方面看,刘基堪称一代廉吏,是当代社会为官的榜样。

至正十一年(1351年)基作《从军诗五首送高则成南征》,其三云:“怀柔首孤独,延访及黎老。牧羊必除狼,种谷当去草。凯歌奏大廷,天子长寿考。”这是其认为对扰乱正常生活秩序分子必须严惩的资料。

刘基辅佐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原先辅佐朱元璋的一些功臣开始由纯朴的农民将领转变为地主阶级官吏,他们的思想也随之转变,成为变了质的统治者,他们在其贪婪的本性驱使下,只顾眼前利益,利用职权侵吞赋税,私占土地,受财枉法,致使朱元璋惊呼:“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一时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如当时的户部侍郎郭桓等人贪污粮达两千四百万石,兵部侍郎王志受赃二十三万[9]。《明实录》曾简要叙述当时的官吏情况时说:“仕进者多败遗权要,邀买名爵。下去州县诗书小吏,非财赂亦莫得而进。及到临日事,彻蠹政鬻狱,大为民害。”这种情况对刚成立的明王朝十分不利。加上刘基早期仕元时,对于贪官污吏的表现与危害是深有体会的。因此他特别痛恨贪官污吏,在其著名的《卖甘蔗言》中,他写道:“授孫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昻昻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铎而不知理,坐縻廩粟而不知耻,其坐髙堂大馬,醉醇醲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黙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東方生滑稽之流,岂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于柑以諷耶。”决心对贪官污吏进行严惩,这是刘基法治观的重点所在。

刘基认为,单凭宽松的法律条文或者严酷的刑罚都不足以达到统治的目的,只有德政与严法的相互结合可以起到更好的作用。如何治理国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故治乱政也,纪纲脉也,道德、政刑与方法也,人才药也。”[10]为此,他告戒统治者“悍卒等骄子有令亦无纵,跳踉恣豪横鼓气,陵愚惷所以喪紀律,安能当贼锋崩騰去,部曲蚁合归纵时,方务姑息枉法称宽容,宁知养豺虎反噬中。”如果对违法分子姑息纵容,将无异于东郭先生。

用德政与法律的强制手段这一国家机器相结合,除了可以安定国家政治外,还可以使货币流通,保障国家经济的良好运行。“或问于郁离子曰:‘币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离子曰:‘在治本,’‘何谓治本?’曰:‘币非有用之物也,而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辅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后用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盗起而不讨,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无用矣,而况於币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但是,刘基自幼接受儒家学说教育,深受儒学影响,就不可避免的会有封建等级思想,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太祖朱元璋尝与侍臣论待大臣之礼,太史令刘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未尝轻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礼’”……帝深然之。刘基是朱元璋比较欣赏和信赖的开国功勋,所以刘基的言论会对皇帝乃至国家法治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所以,到了洪武元年,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太祖联想到刘基对待大臣之礼谈话,便说:“大卿贵重,不宜以大细故辱”,命以俸赎罪。后群臣挂误,许以俸赎,始此。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薛祥毙杖下,故上书者以大臣当诸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11]这是刘基不能摆脱时代的局限所致。

由以上观之,刘基法律思想的重点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要制定法律来管理国家,这个法律应当是一个一个比较宽松的法律体系,亦即所谓的德政,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新成立的明王朝;二是执法必严,特别是要对官吏严加管理,惩治贪官污吏。这些思想在当时封建制度下,对于打破中国古代“人治”传统,并使法律日益走向客观、公正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符合法律制度发展的进步趋势。对于日益注重法制化的今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明史·刘基传》

[2][5][7]《诚意伯刘文成公集》

[3]《郁离子·鲁般篇》

[4]《明史·纪事文末》

[6][10]《郁离子·千里马篇》

[8]《郁离子·牧遐篇》

[9][11]《明史·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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