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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政 富民——刘基《郁离子》中治国思想之六
作者:毕英春 来源:丽水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
摘要:刘基治国的经济思想,继承了儒道墨法等百家思想之精华。其主导为遏制“人盗”,
行之为“天地之盗”。其内涵是施以仁心,行以仁政;理民养民,不使民困;去奢尚俭,澄心省事;勿忘小民,不争民利;轻徭薄赋,取之有度;节用爱人,使民以时。
关键词:治国;民本思想;仁政;富民中
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49(2004)01-0053-05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自古农桑为民与国之根本。因此,几千年来,民本思想和重农主义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保民、养民、惠民、富民,则是以富国为宗旨的经济思想。
   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思想,“法自然”的道家思想及墨、法等百家思想,被后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所接受,所发挥。因此,历代封建统治的民本思想,都集中在为现实服务的施德政上。他们在制定各种统治政策和经济政策时,均打出“德政”即“仁政”的牌子。
    “为政以德”[1]的政治思想,是以“仁政”治理国家,封建经济则是以“仁政”治国这一中心为转轴。所谓“仁政”就是治民要“宽仁”,即对民众以道德教化为主,政令刑罚为辅。而在经济上减轻人民的负担,使百姓丰衣足食,这就是儒家的“惠政”思想。施“惠政”是为了“富民”,民富则国强。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2]王符说:“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3]。朱元璋对此体会至深,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过:“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4]封建时代所谓的“民富”,也就是民衣食无虑,生产能够得以正常进行而已。“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5]民逸才能民安,民富才能民逸。在儒、道之学的熏陶下,成为一代政治思想家的刘基所提出的“国不自富,民足则富”[6]之主张,同样是来自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
     刘基活跃于元末政治舞台上,历经世事的动荡和人生的坎坷,这使他对整个社会有了广泛而深刻的了解,既熟悉元廷内部的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又谙知吏治的腐败,对百姓的残酷盘剥。滥官舞法、暴弱惮强。加之战火连绵,兵刃频繁,造成了“惨恻沟渎委”,“白骨积荒 ”,“哀哉耕食场,尽作狐兔垒”,“战车不驱驰,大田无耒耜”,“去年人食人,不识弟与姊”,“闻之犹鼻酸,见者宜颡氵此”的惨绝人寰的景象。这就使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正是由于那些“暴慢蔑至理”,“纵欲扰天纪”,横征暴敛,连“鬼神”都赫然“震怒”的悍卒猾吏,迫使百姓“宁蹈不测”,铤而走险。“至今盗贼辈,啸聚如蜂蚁”[7],反抗的烽烟四起。
    “早蕴尹吕之志”,怀有“忧世拯民之心”的刘基,却身“遭时变更”,“沉于下僚”,“浩然之气,阝厄于不用”,“匡时之长策”,“抑而不行”[8]。他的民富以达国强的主张,得不到实施,因此,发愤著书。他的《郁离子》就是一部“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的愤世之作。发泄自己对黑暗社会的愤懑,憧憬盛世之文明,坦言治国疾之药石,疗饥饿之五谷。在《郁离子》中,刘基把“拨乱世反之治,以辅成大一统之业”[8]的策略和主张,他的施德政,藏富于民的民本主义思想,集于此书之中。因此,徐一夔说:“其经济之大,则垂诸《郁离子》”[9]。从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刘基的经济主张是来自“因时迁移,应物之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这一根本思想[10]。
     刘基在审视社会时,既从政治出发,也结合对经济问题的思考。顺应事物本身的变化发展,是他观察时事的理念。他指出,国家要富强,要长治久安,就要提高生产能力,注重发展经济。《郁离子》中的《天地之盗》篇,集中地凸显出刘基的基本经济思想。
     刘基在书中用犀利之笔,阐述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地生万物,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一定要要向大自然进军,索取自己所必须的资源。治国之道也如同向大自然进军一样,也要顺应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11]“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12]这是诸子百家治国之理,其中心思想就是说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要顺时应变,掌握自然发展的规律。刘基在继承传统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给予了发展,他认为“人,天地之盗也。”人在掠夺天地万物时,可分为“善盗”和“恶盗”两种。伏羲、神农以及其他等等圣人为“善盗者”,他们“其典,庸其礼,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则既夺其权而执之矣,于是教民以盗其力以为吾用。”使自然界完全为自己服务。要想充分做到“盗其力以为吾用”,就必须顺应作物生长的自然规律,“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身”,“逐时”则其必繁茂。还要“得而宫,卑而池,水而舟,风而帆,曲取之无遗焉”。顺势操作,使万物生机勃勃,收获时取可取能取之实。所以说“善盗者”是在于他能掌握自然规律,认清万物的性理,睹时审势、不违农时,不背形势,用而后培;能够“执其权,用其力,攘其功,而归诸己,非徒发其藏,取其物而已也”。“善盗者”懂得“惟天地之善生而后能容焉”。这样才能达到“取天地之愈滋,庶民之用愈足”之目的。反之,“恶盗者”则“不能执其权,用其力,而遏其机,逆其气,暴夭其生息,使天地无所施其功”使自然界无法按自己的规律发展。倘若,又“各以其所欲取之”,结果必然造成“其掘也匮,而盗斯穷”,“物尽而藏竭”。他们只知发掘掠夺,破坏自然规律,遏制万物生机。“恶盗者”竭泽而渔,也满足不了自己的贪欲。因此,“恶盗者”的猖獗,必然使“天地之盗息,而人之盗起”[13]。
     何谓“人之盗”?刘基说:“古人盗天地,利源不可穷,今人盗农夫,岁暮山泽空。”[7]所谓“人盗”,“盗农夫”,也就是统治者对人民的劫掠,无穷无尽地榨取民财,百姓穷困,生产破坏,经济崩溃,必然导致政治的腐败,国家的衰亡。而且“人盗”是“不极不止”的。刘基提出明君一定要“遏其人盗,而通其为天地之盗”。一个明智的执政者,必须制止“人盗”,治理好人民的生产活动,去改变自然,使大自然为人类服务。不能强征暴敛,破坏生产。因此,刘基结合元廷的所作所为,在《郁离子》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主张,以为明君之鉴。
    1.施以仁心,行以仁政。当开国之初,刘基在回答朱元璋所问“生息之道”时说:“生民之道,在于宽仁”。何谓“宽仁”?朱元璋是这样认识的,他说:“宽民必当阜民之财, 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无以遂其生。”刘基立即加以肯定,“此所谓以仁心行仁政也。”[14]刘基指出:“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汉承之以宽大,守之以宁一。”[15]仁心使民聚,仁政使民安。“仁义之莫强于天下也”[16]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百姓之所以“作乱”是由于当国者“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东西南北无所容也。故进则死,退则死,进退无所逃也。”刘基用鲧与禹治水的简单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鲧堙洪水,禹乃导而疏之,然后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鲧而在禹”,这就是“激不激之谓也”[17]。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无以遂其生。”刘基立即加以肯定,“此所谓以仁心行仁政也。”[14]刘基指出:“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汉承之以宽大,守之以宁一。”[15]仁心使民聚,仁政使民安。“仁义之莫强于天下也”[16]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百姓之所以“作乱”是由于当国者“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东西南北无所容也。故进则死,退则死,进退无所逃也。”刘基用鲧与禹治水的简单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鲧堙洪水,禹乃导而疏之,然后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鲧而在禹”,这就是“激不激之谓也”[17]。求富,是人们最普遍的欲望,人们都是用各种方式去求利。刘基借孔子的话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与其道得之,不处也。”[20]有仁心对利就要取之有道,所以孔子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21]
    2.理民养民,不使民困。君主的奢靡生活、官吏的禄奉、士兵的给养、公共设施的修建等等费用,莫不来源于赋税,“税以足食,赋以足兵”[22]。赋税来源于民,如当政者只知收敛征发而不知“养民”,那么,民必失,财必竭,力必穷,国必亡。刘基以灵丘丈人养蜂为例来警示统治者,不使民困就要理民。灵丘丈人“善养蜂”,“于是其富比封君”其生活“火高火高”。丈人勤于劳作,善于管理,给蜜蜂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去其蛛蟊、蚍蜉,弥其土蜂、蝇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澌,飘风吹而不摇,淋雨沃而不渍”。并注意它的繁殖,“蕃则从之析之,寡者与之裒之”。刘基讲述丈人养蜂尽心尽力,也就是告诫统治者,“养民”也要像养蜂一样,要管理得错落有序,使民有条件从事生产活动,不受侵害,安心生活。而丈人之子与其父截然相反,“园庐不茸,污秽不治,燥湿不调,启闭无节,居处臬危兀危,出入障碍”。蜂“不乐其居”。灵丘丈人之子,不勤于治理,根本不知“虫占虫斯同其房”,“蝼蚁钻其室”,“鹩鸠掠之于白日,狐狸窃之于昏夜”,只知“取蜜”,最终蜜蜂“尽去”,父时煊煊赫赫的日子变得冷冷清清,“凉凉也”。这就是不善管理的后果。治国者,不善“养民”,其结果必使民困。所以说灵丘丈人父子养蜂的事,是值得“为国有民者借鉴的”[23]。当国者不治政、为官者不理民,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贪墨无度,最终必然导致灭亡。刘基再以“圃人之为圃”为例,着力说明理民之重要。菜农种菜要“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风日,疏其水潦,而施艺植焉。穴瓜隆干湿各随其物产之宜,时而树之,无有违也”[24]。辛勤择季的种植,雨不使涝,晴不使涸,苗培土,不伤根系,蔬菜才会茂盛,才会茁壮成长。老子说:“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之有以为也,是以不治。”“妖之兴也,人实召之”[25]。
     3.去奢尚俭,澄心省事。“去奢尚俭,明君所以弭邪侈,澄心省事,哲王所以清烦嚣。”[6]荀子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善藏其余”[26]。“务本节用财无极”[27]。私欲膨胀,不治生产的好大喜功之君主,虽赫赫于世,但名盛实衰;外观日隆,而大本日忘,人民必受祸害。而统治者要知道:“食主乎疗饥,其功不在饱,而甘旨不与焉,衣主乎御寒,其功在暖,而华饰不与焉。饱暖主也,甘旨华饰客也”[28]“功利之君,鲜不务近而忽远”[29]结果都是人亡国灭。刘基进一步以事实来诫告当国者,指出鲁庄公“不知务本而节用,故即位之三十一年春,而筑台于郎矣。至夏,而再筑台于薛。其秋,又筑台于秦。三时而筑三台,是谓妄兴力役,无故以劳民也。”“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庄公虽然“正寝”,但他的“嗣子卒毙于乱臣之手,其国几亡”[30]这是庄公埋下的祸根。“卫懿公好禽,见角氐牛而悦之,禄其牧人如中士”。宁子劝谏说:“牛之用在耕不在角氐,角氐其牛,耕必废。耕,国之本也,其可废乎?”他再告诫懿公:“君人者不以欲妨民”。懿公不听,结果“卫牛之角氐者,贾十倍于耕牛,牧牛者皆释耕而教角氐,农官弗能禁”。不久,懿公又养了一匹不善走而善鸣的马,宁子又谏并指出,这样下去,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自今以往,卫国必多不耕之夫,不织之妇”。懿公荒淫耽乐的生活仅一年,“狄伐卫”,卫之“御失其辔”,“士皆不能执弓矢”[25],卫灭,懿公亡。又如,“陈胡公之元妃大姬好舞,于是宛邱人拔其桑而植柳”[31]。昏君不能治理生产、发展生产,反而破坏农桑耕织,使国家经济崩溃,不亡何待?“姑苏之城围”,“吴王发兵以战”,“民诟曰:‘王日饮而不虞寇,使我至此,乃弗自省,而驱予战。战而死,父母妻子皆无所托;幸而胜敌,又不云予功。其奚以战?’”在危难时期,吴王不仅不“自省”,反而诳诈百姓,“吴人不战”,“王伏剑,泰伯之国遂亡”[32],这是昏聩之君的必然下场。又如“莒北离公城莒视绛都”,大夫正舆劝谏曰:“晋天下之大国也,而作绛都,三年然后成,民犹弗堪,而况于莒乎?蕞尔国于晋不百一,以一企百,何异乎以羔服象乘乎?且城成而与守者民也,悉莒国之人不直晋一邑,而矧敢视绛。苟有事焉,集于一隅,三则否矣。”离公一意孤行,“乃损而参之,尽役其老幼,五年而不毕。楚师伐之,民不战而溃”[33]离公不能澄心省事,量力而行,不亡可待。老子说:“民之轻死也,以其(统治者)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34] 战国时,齐为什么“大强秦、楚、致霸”?就是齐宣王能去奢听谏。“齐宣王与盼子游于国,出鸟兽鱼鳖而观之”,盼子指出:豹不能拯民,虎不能御敌,鳖不能疏水、狐不能治盗、雁不能理粮、狸不能垦植耕种,养它们与齐之安危有什么关系?现在王“不惜桑麻之地,以为山林沼泽;不惜人食,臣养禽兽”与齐何益?“宣王豁然大悟”,“下令放禽兽,开沼泽,与民共之”[35]。此举大得民心,齐强。刘基借《夏书》之言指出:“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乐佚游,乐宴乐,损矣”[20]。“奢”是祸胎,是薄俗,是坏兆。用以管家则败家,用以治国则国亡。
     4.勿忘小民,不争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天下治天下,行德政,使民有必须的物质生活条件,才能得民心。所谓的“治人”必先“得人”,“得人之道莫于利人”。统治者要爱民、恤民、富民,就要不忘民,不与民争利。“君子不尽利遗民”[36],也就是说,统治者不要随意地扩大自己牟利的范围,而去侵害百姓的利益。“有国者必以农耕而兵战”,“兵不足则农无以为卫;农不足则兵无以为食,兵与农犹足与手,不可以独无”,如当国者只顾兵而忘了民,兵与民争利则“耕者困矣”[37],民困兵必弱,国必失。刘基指出,自古以来执政者制定法律有“通禁”和“私禁”两种。“私禁”是指盐、茶、钱、币之类。煮盐、冶铁是百姓生活和生产的重要资料,也是重要的致富之业。司马迁引《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之食之源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38]司马迁认为农工商虞官家不要侵夺,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国计民生。鉴于元朝廷严禁私盐,导致私盐贩子起事颇多,因此,刘基则极力主张盐不能禁。因为“民无以为生而官不能恤,于是乎有犯,虽难以为常,原情而贷之可也”[39]。官营盐铁虽使国家有了新的财政来源,充实了国库,政府获利极大,但它却抑制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国家垄断经营的盐铁价位高,贫民无力购买,食无盐,用无铁。其中尤以食盐是百姓日常所必须,所以贩运私盐屡禁而不得止。他指出:“盐则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则可食,不必假主权以行也”,不像“铸钱造币虽民用之所切,而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权以行世”。盐,如“私之以为己,是与民争食也”,所以“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40]。又如,景睢通过安陵君向楚王提出,“楚国多贫民,请以云梦之田贷之耕以食,无使所失。”楚王许之。后来,安陵君竟问“其入”之数,景子回答:“无之”。安陵君责备景睢:“‘吾以子为利于王而言焉,乃以与人而为恩乎?’景睢失色而退,语其人曰:‘国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道也’。”[41]统治者为私利而不顾民众,统治就难以维持了。
     5.轻徭薄赋,取之有度。将有所夺,必有所予,予之者未至,而夺之者先行,或予之者极微,而夺之者巨丰,必然使被夺者走投无路,起而反抗,这是条规律。“人之饥也,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41]因此,刘基指出要想政治上长治久安,经济上就要轻徭薄赋,取之有度。生产者是税源赋根,如根源枯竭,伤农害本,后果不堪设想。灵丘丈人养蜂,取蜜是“分其赢而已矣,不竭其力”。所以,蜂不断繁衍,“故者安,新者息”,丈人才能“不出户而收其利”[23]蜜才能取之不尽。圃人种菜也是要“蔬成而后撷之,相其丰脊,取其多培其寡,不伤其根,撷己而溉,蔬忘其撷”,这样菜才能不断生长,产量才会丰富,用之不竭达到“庖日充,而圃不匮”的目的。也就是轻税裕民,生产才能发展。如“有司取诸民无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几何,而入于官者倍焉”[24]这样,国家必然空虚,经济就要崩溃。刘基还指出,有国者“牧民”,就应“设官分职,以任其事,废事失职,厥有常刑,故非事之事,君不举焉,杜其源也”。官不扰民,民才不困。楚国为什么“三年而伯诸侯”?刘基认为其原因是楚王严令国中不准横征暴敛,“下邑之大夫,有效芈叔剥吾民以最课者服上刑。”始初楚王并没有认识到课重赋的危害,时“芈叔为尹,课上最”,孙叔敖则认为芈叔搜财刮利是错误的,对楚王说了一番道理:“今楚国之民莫非王民矣,芈叔之尹申也,不闻有令政以来邻国之民,而多取诸王之固有以最其课,是剜王之股以啖王也。”如群臣“相率而慕效之,以为敌国驱,是社稷之忧也。”[42]使楚王猛醒,察觉到这不仅是自绝财源,还会引起百姓的反抗,若如此,,则王位不保。一个君王所用者如为“掊克之吏”,所行者如为“朝四暮三之术,”,不能“聚其所欲”,而是“施其所恶”[43]并且“罗其财以供公”[31],那么,整个国家大厦就会倾倒。为了说明个中的道理,刘基用了“梁王嗜果”这一浅显的的例子:梁王“求诸吴。吴人予之桔,王食之美。他日又求焉,予之柑,王食之尤美”。再求,得枸橼,梁王“尝之”,“未毕一瓣,王缩舌而不能咽,齿柔而不能咀,唏鼻戚页额”[44]。这就是梁王无休止的索取,最终所得到的苦涩之果。征敛无时,诛求不止,恰如“刺漆以止渴”,“毒池水以禁獭”。“极人力之所至,务尽收以为功,见利而不见民;民入不足以为出,老弱饿殍,田野荒虚”。结果是“民非王民,而国非王国”[45]。财非天雨鬼输,不厚其所出,而厚其所取,磬其所有,不顾后果,只能是泽无渔无,鸡无卵无。无民必无国,无国之君也就不成其君了。
     6.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本,可不相时而轻用其力也哉?”“古之为国者,必时视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则公筑罕;民勤于食,则百事废。未闻以凶年而兴不急之役也。”[46]这就是刘基的民本经济思想。一些不明智的君主往往不顾一切地大兴土木筑城建宫,即使是御敌防乱,然而却侵夺了农时,这就不能不破坏农业生产。所以自古以来的政治家就一再提醒当道的君主们,应减侈糜,节用而爱民,不误农时,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管仲就指出“无夺民时,则百姓富”[47]。“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可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48]。由此可见,“因时制宜”之重要。对此,刘基也提出了“三时事耕稼,阅武在严冬”[49]的意见。他借“罔与勿析土而农”得不到收成之事,告诫人们不要误了农时。“夫谷繇人而生成者也,不自植也。故水泉动而治其亩,灵雨降而播其种,蜩螗鸣而芸其草,类壤以肥之,泉流以滋之”。“潦疏 溉,举不违时,然后可以望有秋”。也就是说要想有收获,就要把握时间,“举不违时”[50]。即使是砍伐树木,也要在适当的时候,“斧斤以时入山林”,这完全是为了“将育而蕃之以足民用”[40]。刘基为了强调国君要使农以时,他以鲁定公为例:“当举趾条桑之月,役农作之民,以筑囿”,是不应该的,“筑囿”之事只能放在“闲暇之时”,在农忙季节是“且不可为的”。更何况当时的鲁国又是在“萧墙之寇未弭”之时,定公不该“置人民社稷于度外,而以奉己为重,颠倒错乱”,“遂使一变至道之国日沦于微弱”[51]。因此,这位昏庸的鲁国君“当农事之方殷,役丘民以筑囿”,“虞山薮之利,以奉耳目之娱”,到头来只落得个“国终分崩离析,而不能守”[52]的下场。
总之,农民是封建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农人困,农业毁,这势必危及封建统治。所以,有远见的封建政治家都反对“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53],而是主张限制赋敛,富民富国,长治久安,这就是他们经济思想的根本。
 
     参考文献:[1]《论语·为政》。[2]《论语·颜渊》。[3]《潜夫论·务本》。[4]《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5]《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一三。[6]《拟连珠》。[7]《北上感怀》。[8]叶藩:《写情集·序》。[9]《郁离子·序》。[10]司马谈:《论六家要旨》。[11]《史记·太史公自序》。[12]《旬子·天论》。[13]《郁离子·天地之盗之一》。[14]《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15]《郁离子·千里马之十五》。[16]《郁离子·鲁般之七》。[17]《郁离子·牧之八》。[18]《郁离子·虫奚虫鹿之四》。[19]《郁离子·灵丘丈人之七》。[20]《郁离子·九难》。[21]《左传》成公二年。[22]《汉书·刑法志》。[23]《郁离子·灵丘丈人之一》。[24]《郁离子·天地之盗之二》。[25]《郁离子·灵丘丈人之四》。[26]《荀子·富国》。[27]《荀子·成相》。[28]《郁离子·公孙无人之一》。[29]《郁离子·牧之一》。[30]《春秋明经·筑台于郎筑台于薛筑台于秦冬不雨》。[31]《郁离子·天地之盗之五》。[32]《郁离子·虞孚之九》。[33]《郁离子·公孙无人之八》。[34]《老子》第七十七章。[35]《郁离子·公孙无人之十一》。[36]《春秋繁露·制度篇》。[37]《郁离子·瞽聩之三》。[38]《史记·货殖列传》。[39]《郁离子·灵丘丈人之二》。[40]《郁离子·羹藿之五》。[41]《郁离子·灵丘丈人之八》。[42]《郁离子·天地之道之三》。[43]《郁离子·天地之道之四》。[44]《郁离子·枸橼之一》。[45]《郁离子·公孙无人之四》。[46]《春秋明经·筑大无麦禾臧孙辰籴于齐新延厩》。[47]《国语·齐语》。[48]《荀子·王制》。[49]《感时述事诗》。[50]《郁离子·蛇蝎之七》。[51]《春秋明经·公围成公至自围城筑蛇渊囿》。[52]《春秋明经·公至自晋晋侯使士 来聘杞伯来朝,邾子来朝,筑郎囿》。[53]《贞观政要·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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