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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基法治思想及其实施
作者:毕英春 来源:丽水学院人文学院


  自古以来,统治者们均认识到“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1]“富必王”[2]。这个“治”指的是施德政,含盖了法治的实施,以达到大治的目的。也就是以法治国,国才能富,政才能稳,兵才能强,统治者才能王,才能“定于一”[3]。在“强”、“治”、“富”、“王”四者中,“治”为根本。刘基说:“理乱丝者,必凝其志;治乱国者,在定其趋”[4]一个国家要稳定发展,由乱到治,就必须制定一个总的战略方针,是施德政还是用暴力?施德政表现为德主刑辅,施暴政则反映为严刑峻法。德主刑辅是主政者施德政的一种手段。这也就是刘基的法制思想。他以医病来比喻:“治天下者其犹医”,要“治乱证”,就要认识到“纪纲脉也,道德、政刑方与法也,人才药也”,也就是说,掌握了社会实际状况后,方能决定治理的方法,在做出决策后,来加以治理。“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质;殷之政尚质,周承其蔽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汉承之以宽大,守之以宁一。其方与证对,其用药也无舛,天下之病有不疗者鲜矣。”[5]一个国家首先是正纪纲以达大治,即所谓“纪纲既正,天下大定”[6]。
  法与政是不可分割的,政与民又是休戚相关的,施政以德,才能得民心,法治以德,民为本。“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辅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7]。法是离不开德的,“胜天下之道在德”,因“力生敌,德生力,力生于德,天下无敌。故力者胜,一时者也,德愈久而愈胜者也”[8]。“天下莫大于理,莫强于义”,“惟德可以自强”[9]“君人者惟德与量俱,而后天下莫不归焉。德以收之,量以容之,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宏不能使人安”[10],“德”与“量”俱有的君主,才能施德政,才能遵法、依法,不施德政,社会就不会安定。欺压剥削榨取人民,民不满而不敢言,“民不言,是怨不在口而在腹也。《诗》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若芍药之在炮未有火以发之也。”[11]“上罔下则不亲,下罔上则不孙,不孙不亲,乱之蕴也”[11]。“仁义则莫强于天下也。五伯假之,而犹足以维天下,而获天下之显名,而况于出自以忠,行之以信者哉!”[8]
  立法应从德政出发,在施德政的基础上行法治。法应包括刑与德两个方面,“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赦,法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杀人之道存焉。《书》曰:‘刑期于无刑’。又曰:‘眚灾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制刑期于使民畏,刑有必行,民之犯之之必死也,则死者鲜矣。”刘基道出了德与法的辩证关系及立法的终极目的,从有刑到无刑。这个无刑,绝不是纵容犯罪,而是通过刑来达到的。“赦者所以矜愚蠢,宥过误。知罪不避,而辄原焉,是启侥幸之心而教人犯也。至于祸稔恶积,不得已而诛之,是以恩为阱也。”刘基把法分为两类,他说:“古今之通禁,恶逆也,杀人伤人及盗之类也,而释勿治,是代之为贼也。”[12]无论在任何时代,这三种罪均不可饶恕。“非士师而杀人,谓之贼;非其财而取诸人,谓之盗。盗贼之诛,于法无宥。秦以苛政网民,汉王入关尽除之,而约三章焉,杀人、伤人及盗而已。秦民果大悦归汉,汉卒有天下”。可见,杀人、伤人及盗者是一定要治罪的。国家政权就是要打击邪恶、维护社会秩序。统治者的职责就是立法,法予之生杀之权。就是“禁暴诛乱,抑顽恶而扶弱善也,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人有害于人,伤成而受罪,律也。”暴不禁,乱不诛,顽恶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从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禄,华之以宠命,假之以大权,使无辜之民不可与共戴天者, 释其仇而服事焉,是诚何道哉!”邪恶之人不治,还要加以重用,善良之人必被压制而遭难,统治者如执行这样的政策,必然使“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禄”,而“遂天下之义士丧气,勇士裂眦”[13],这绝不是德政下的法治,而是姑息养奸,使坏人当道。刘基主张的立法以德,还出自另一种情况,即“一代之私禁,茶、盐、钱币之类也,民为生而官不能恤,于是乎有犯,虽难以为常,原情而贷之可也。”[12]民犯法是“无以为生”,“官不能恤”,这一组矛盾是“民”与“官”之间的矛盾。官如果能够恤民,则民不会无以为生,也就不会违法乱纪,矛盾的主要方面———官,官是主动的一面,民为被动的一方。国家“设官分职,以任其事,废事失职,厥有常刑。”[12]但是,官往往不爱民恤民,正像刘基以“官舟”来比喻一样,“视其敝篷折橹而破帆者”就是官舟。那么,“今之治政,其亦以民为官民与?则爱之者鲜矣,宜其敝也”[12]。老百姓因穷困,为生存,违反了禁令,应酌情而处罚,“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数者可也。故铸钱造币虽民用之所切,而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权以行世。故其禁虽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己也。若盐则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则可食,不必假主权以行世,而私之以为己,是与民争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看来,刘基对因为生计而犯私盐者是同情的,但他又认为“先王之禁”,如“数罟不入氵夸池,斧斤以入山林”之类的禁令,不是“奄其利而私之也,将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17]如盐的专卖,为的也是同样的目的。所以说一切均以掌握主动权的官方为转移,在于为官者之道,如何用好权的问题。所以,刘基初任县丞时,就写下《官箴》以自勉。“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顽弗迪,警之以威。振惰奖勤,拯艰息疲。疾病颠连,我扶我持”。“威匪予憎,国有恒归。弱不可凌,愚不可欺。刚不可畏,媚不可随”[14]。刘基对贪脏枉法是极度愤恨的,“何以弭贪?慎检乃躬。去谗斥佞,远吏近民。待人以宽,律己以勤”。“德以进善,威以挫奸。德不可偏,威不可烦。无谓彼富,我必极之;无谓彼贫,我必直之。持必如恒,以理为平。无为避嫌,以纵无情”[15]。刘基谠直清正,公正廉明,他“以廉节著名。发奸伏,不避强御,为政严而有惠,小民咸慈父戴之,而豪右数欲陷焉。时上下信其廉平,卒莫能害也。”[16]
  元末,社会环境恶劣,官场腐败,“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氵光氵光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而不知理,坐靡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酉农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17]。刘基把元末官场上文武官僚们外强中干,骄奢淫逸,昏庸腐败,置人民生死于不顾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众醉恶醒,众贪恶廉,众淫恶贞,众污恶洁,众枉恶直,众惰恶勤,众佞恶忠,众私恶公,众女曼恶礼”[18]这就是刘基笔下的元末黑暗的社会。官场腐败,官官相护,官官相逼,官官相陷,得势者猖獗横行,贵族官僚“贪婪渔猎,殆无纪极,豪家势族与此辈互交结,恣并吞”[19]。刘基感慨万千:“我昔筮仕筠阳初,官事窘束情事疏,风尘奔走仅五捻,满怀荆棘无人锄。”[20]。他三次辞官,一次被羁管,均因他触忤达官贵人,却贿守廉所致。所以他在明建国之初就极力主张立法以德,以民为本,严惩贪官,尽除污吏。

  朱元璋在刘基政治思想影响下,针对元之弊,因势利导,着手强化国家机器,加强中央集权,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感到法治问题的严峻。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春,朱元璋即吴王位,立即提出:“建国之初,先正纲纪,纪纲先礼。元氏主荒臣专,今宜鉴之。”又说“秦主虐臣佞,天下叛之。汉高起布衣,宽大善驾驭,遂帝天下。今元政弛极,帝杰蜂起,皆不修法度以明军政”[21]。简单的两段话,点明了秦亡、汉兴、元灭及各路豪杰不能成功的原因,强调了纲纪和法度的重要。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以基为太史令”,刘基就“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22]。十月,置御史台,以汤和、邓愈为左右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实为清要,卿等当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盖己不正则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则人有所瞻仰。毋徒拥虚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纵奸长恶,毋假公济私以伤人害物。《诗》云:‘柔亦不茹,刚亦不吐’,此大臣之体也。”[23]接着朱元璋“命李善长、杨宪、付王献、刘基、陶安等详定”[21]律令。“十二月书成,凡为令145条,律285条”[24]。
  洪武元年所制定的律令,是以唐律为蓝本,“与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同一意也”[25]。刘基早在元末就对汉法有所怀念,他曾在诗中写道:“汉法几时还再复,白头犹得咏升平。”[26]他认为恢复汉法就会使国家安定。制定律令,为的是安定人心,稳定政局的政治需要。明初的律令,好处是在于“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庶几人人易知而难犯”[24]。朱元璋和刘基以法治理国家的思想是一致的,朱元璋指出:“夫丧乱之民思治安,犹饥渴之望饮食,若更驱以法令,譬以药疗疾,而加之以鸠,民何赖焉!”刘基也认为:“生民之道,在于宽仁。”朱元璋进一步予以诠释:“宽民必当阜民之财,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仪,不禁贪暴则无以遂其生。”刘基将其归纳为:“以仁心行仁政”[21]。两人达成共识,同将施德政概括为节用、省役、明教化、禁贪暴。这就是明初法治的基本前提。
  洪武二年正月,朱元璋问元旧臣“政事得失”。“马翼对曰:‘元有天下,宽以得之,亦宽以失之。’上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之沦亡,其失在纵弛,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21]这一段话宛如刘基所说:“石激水,山激风,法激奸,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纷纷生于激。是故小人之作乱也,由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东西南北无所容也。故进则死,退则死,进退无所逃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鲧堙洪水,禹乃导而疏之,然后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鲧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谓也。”[27]“畜极则泄,闷极则达,热极则风,壅极则通。”[28]被严法所逼,只有起而反抗,或可得条生路。此时,朱元璋在刘基法治思想的潜移默化下,他的认识是:“民之为恶,如衣之积垢,加以浣濯,则可以复洁。氵于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夫威以刑戮而使不敢犯,其术浅矣。且求生于重典,是犹索鱼于釜,故凡从轻典,虽不求其生,无死之道。”[21]又有人提出:“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朱元璋反驳说:“用法如用药,药本以济人,不以毙人,服之或误,必致戕生。法本以卫人,不以杀人,用之太过,则必致伤物。百姓自兵乱以来,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自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23]“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29]朱元璋告诫宪臣:“任官不当,则庶事不理。用刑不当,则无辜受害”。“论法不当,必伤善类,故刑不可不慎也。”[23]总之,所谓刑者,辅治之具,“刑法之设,本以禁民为非,使之远罪耳”[30]。
  刘基一直来主张对民众要教化,使其明法懂法,“民之所以敢犯法者,以其不知人伦也。圣人之教行,则人伦明矣。人伦既明,则为民者莫不知爱其亲,而不敢为不义以自累;为士者莫不知敬其君,而不敢自私以偾国事,盗贼何由而生?亦何由而滋蔓哉?”这应该就是“治道之本”[31]。
  刘基等制定《大明律》后,朱元璋下令要大力宣传。“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岂能晓其意,有误犯者,赦之则废法,尽法则无民。尔等所定律令,除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直解其义,颁之郡县,使民家喻户晓。”大理寺卿周贞按朱元璋的旨意,写出《律令直解》一书,朱元璋看后高兴地说道:“前代所行《通制条格》之书,非不繁密,但资官吏弄法,民间知者绝少,是聋瞽天下之民,使之不觉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颁行人人通晓,则犯法者自少矣。”[23]到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令各地建“申明亭”,凡境内之人犯法,将其所犯罪行公布于亭上,以惩戒与教育其他人。后因书于亭上之人过多,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28年),规定除十恶、奸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犯赃,罪处徒刑以上之人,书于亭上。这是明初宣传法律的又一种形式。

  建国之起始,刘基就极力主张整肃纪纲(刘基主重刑是为达到施德政,朱元璋也主重刑则是为了自己以及朱氏后代的统治)。刘基在执法立法中,不折不扣地用上了《郁离子》中的治国思想,“秩之为礼,宣之为乐,布之为纪纲法度施之为政,刑文明之治”[32]。朱元璋也主张“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重典治国与立法以民为本并不矛盾,重典治国主要体现在重刑治贪,重刑治吏上。
  建国初,朱元璋就警告百官:“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吾民者,罪之不恕”[33]。在这样的氛围下,刘基觉得可以完全施展自己的抱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公平地为民执法了。他认为“官为父母,民为子。为父母而使其子不我爱,亦独何哉!故善为官者,犹农夫善为田也,嘉谷以为亲,稂莠以为仇。是故获乎吏卒者,必不获乎民;获乎强暴者,必不获乎善人。”[34]官就要为民办事,设官是为民,官吏就是民牧。“夫牧也者,受人之牛羊而牧之,必为之丰其水草,适其寝讹,去其蠡,驱其豺狼,然后物生遂而牧之道得矣。是故悍卒猾吏,民虎狼也。苛徭横敛,民之蠡也。虎狼不屏,蠡日生,寝讹失时,水草乏绝,则亦日就死亡而已矣,恶在其为牧也?夫好安乐而思忧患,人情同之。盗贼之刑,自死而族,人岂愿为之哉?必有大不得已,然后宁蹈不恻,以苟旦夕之命。诚能顺而抚之,吾未见其弗宁也。”[35]为官不为民者,应用重典治罪。他告诉朱元璋,“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纪纲振肃,而后惠政可施也。”[21])朱元璋也一再警告府州县官等人:“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贪者必人而厚己。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致也。尔等当深戒之”[21]
  刘基“素刚严,凡僚吏有犯,即捕治之;宦者监工匠不肃,启皇太子捕置法;宿卫舍人奕棋于直舍,按治之,人皆侧足立”[21]。刘基认为律法如山,国之根本,执法必须严肃秉公,用法公平则人无怨,他以诸葛孔明为例:“昔者诸葛武侯之治蜀也,政尚严明,蜀人始畏而终怀之。至于李平、廖立亲遭废斥,而悔艾思念,没身不置”[36]。法,用在那些违法犯工者身上;法,用在不得不用的时刻;法,用得公正有道,这才会使人口服心服。他身体力行,杀了“素附善长”的骨丸法”者都事李彬。刘基从历史上深深体会到,一些利国利民的法令,在执行过程中,势必会受到重重阻力,被一些人所抵制,甚至无法执行,法,成了一纸空文。这阻力和抵制,不是来自一般民众,而是来自豪右权贵。那些身居朝廷要职的新老贵族,位高权重,结党营私,得皇上宠信者,更是肆无忌惮,目无王法。对于这班人,若触犯法律者,刘基执法时决不手软。他深知作为一个执法者,必须公正执法,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法将不成其为法,也就不能发挥它应有的治国安邦的积极效应。在处理李彬的案件时,他敢于碰硬,宁致仕也未向朱元璋屈服,向李善长等人低头。杀了淮西集团的骨干李彬以后,朱元璋对刘基既怨恨,又有几分欣赏。恨其“专恣”[21],但朱元璋并没有因此而采取对刘基的不利行动,可见他对刘基惩创奸顽,扼制日益膨胀的淮西集团势力的做法还是认可的,因为这对朱元璋控制朝政是极为有利的。可是,杀李彬却给刘基带来了厄运,致仕遭谗不明不白地死去,“振纲纪斥奸慝,虽李善长亦忌讠替之,况胡惟庸乎。”[37]
  朱元璋深深体会到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就不能废弛纲纪,放纵官吏。“太祖之法,能行于草昧震荡之时,不能行于升平安养之日;能行于被甲荷戈之士,不能行于世禄纨绔之子,惜哉!”[38]因此,他要求功臣权贵、勋旧官吏,要以德修身养性,以德对民,以德对上,一切权力要归于朝廷,也就是集权于他个人。凡是威胁朱氏王朝统治的“谋反”等“大逆”罪行的人,皆处以重刑,灭三族、九族,动辄株连数百、数千、甚至数万人。不管是权臣宿将,还是宗室亲属,只要是危害了朱氏王朝利益的,一律严惩不贷。对于那些败坏朝廷形象害民的贪官污吏,惩治也是非常严厉的:贪污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处绞,监守自盗的满四十贯处斩;负责监察的官吏若贪污,加重两等处刑。
  朱氏执法,从来不依《大明律》,甚至荒唐到因“梦”而“刑人”[22]。《大明律》是按照他的旨意制定的,法随口出,朕即是法,法是对臣下,对草民的,生杀予夺,由他说了算,这就是朱元璋的法律观。在《大明律》颁布之后,他觉得还不够完备,又相继颁布了《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治大诰三编》。因“梦”而“刑”人,是朱元璋集封建专制之大成的典型的表现。朱元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是血腥的统治。他的屠杀功臣比之刘邦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祖戮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信)、彭(越)”,“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戮屠功臣勋旧,无外乎剪除王朝隐患,防止江山易主。“是以两兴大狱,一网打尽,此可以推见其心迹也”[39]。他滥杀无辜,血雨腥风,使整个社会被恐怖所笼罩,“弊若蜂起,杀身亡家者,人不计其数。”[40]
  朱元璋的“严法”,完全是从他个人、王朝的利益出发的,因此,他往往以“严法”为借口,排除和打击异己。其实,朱元璋的本意是“以猛治国”,用重刑。但在明初之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争得民心,安定社会,从而采用了“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以行”[24]的手段,表面宽仁,实则猛烈,这一表里不一的矛盾的出现是必然的,刘基看到了表面背后的实质,这就是典型的封建社会人治的真谛。
  刘基和朱元璋的立法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立法思想的一致,实际上也就是统一于因袭孔子的“明德慎罪”,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的法律思想,。“礼之教也微,其止邪也于无形,使人日徙善远恶而不自知”[41]。因此,在这一时期他们同样主张行仁政,以民为本;严法纪,惩治贪墨。行法和教化合一,法礼并用,威德并行。礼、律结合是朱元璋治理天下的法治思想。德、法结合是刘基治理天下的思想。其实,这都是来源于孔子的“以法去刑”、“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宽猛相济”的法治思想。刘基把儒家的修身、教化、仁义和道德的秉要执本,清虚自守,以柔克刚;以及法家的奉法守职、法不阿贵、信赏罪罚等思想揉和在一起,相须为用,形成了刘基的法治思想,体现在刘基参与制定的法律条文之中。《大明律》所以能够得到朱元璋的批准,这是刘基日常施于朱元璋以影响的结果。这说明了刘基给予朱元璋的影响是巨大的、全面的。朱元璋将这些法治思想付诸于执政的实践中,在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商君书·立本》
[2]《商君书·去强》
[3]《孟子·梁惠王》
[4]刘基:《拟连珠》
[5]刘基:《郁离子·千里马》
[6]《礼记·乐记》
[7]刘基:《郁离子·羹藿》
[8]刘基:《郁离子·鲁般》
[9]刘基:《春秋明经·蔡侯郑伯会于邓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
[10]刘基:《郁离子·虫奚虫鹿》
[11]刘基:《郁离子·天地之盗》
[12]刘基:《郁离子·灵秋丈人》
[13]刘基:《郁离子·蛇蝎》
[14]刘基:《官箴上》
[15]刘基:《官箴下》
[16]《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
[17]刘基:《卖柑者言》
[18]刘基:《郁离子·神仙》
[19]谈迁:《国榷》卷一
[20]刘基:《送葛元哲归江西》
[21]《明史纪事本末》卷14
[22]《明史·刘基传》
[23]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
[24]《明史·刑法志》
[25]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4
[26]刘基:《遣闷———呈石抹公》
[27]刘基:《郁离子·牧 》
[28]刘基:《郁离子·天道》
[29]《孟子·尽心》
[30]余继登:《典故纪闻》卷4
[31]刘基:《诸暨州重修州学记》
[32]吴从善:《郁离子·序》
[33]余继登:《典故纪闻》卷2
[34]刘基:《送海宁张知州满任去官序》
[35]刘基:《送海宁尹知州之官序》
[36]刘基:《浙东处州分府元师石抹公德政记》
[37]《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序》
[38]《历代小史》卷85
[39]赵翼:《廿二史札记·胡蓝之狱》
[40]《御制大浩·逃囚第十六》《全明文》卷31
[41]《礼记·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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