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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忧患意识
作者:王春南 来源:人民论坛
由贫民跃登皇位、本无什么文化的朱元璋,通过向宋濂等儒士请教及勤勉自学,成为精通儒家治国理念,熟悉秦、汉、隋、唐、宋元等朝代覆亡之历史教训的深谋远虑的帝王。他采取的“长治久安”之策,有的虽然仅仅奏效于一时,但也有在较长时间里起作用的。他的“恤民”(以人民疾苦为忧)“、裕民”“、阜民”(富民安民)思想和政策,曾促进了明代初期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安定,为明王朝打下了较为强固的根基。
  未尝一日自安
  每日退朝后,朱元璋考虑的也都是国家大事。想到国家这么广大,人民这么众多,政务极其繁杂,心中不免时时忧惧。有一次,他对大臣刘基谈起了自己的心绪,说他日夜为国事忧心,中夜寝不安枕”。刘基说,现今天下一统,四海一家,皇上宜稍稍放心。朱元璋回答说,管理一家的人,应当以一家为忧;管理一国的人,应当以一国为忧。管理国家的担子这么重“,岂可顷刻而忘警畏耶”!
  朱元璋曾与身边的大臣谈到为何要有忧患意识,他说:“人常虑危,乃不陷危,常虑患,乃不及患。”车子在险峻的路上走得平稳,而在平坦的路却翻倒了,这是因为人们的心理,总是艰难时谨慎,顺利时疏忽。守天下就像驾车,虽然天下太平,也不能不谨慎小心啊。
  朱元璋将其忧患意识具体化为“三畏”。他对文臣宋濂说:人要知道害怕,人知道害怕,就不会乱来。我“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违背“天地之道”,违背老百姓的意愿和利益。因而从早到晚,始终“兢惕自持”,保持一颗戒惧之心。作为一国之君,如果不能使普天下的百姓过上安稳的生活,那么,就会失去天下的人心,这不是很可怕吗?
  为了不让岁月淡化忧患意识,朱元璋特地派人搜集和编纂有关历史上“无道之君”如夏桀、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等人倒行逆施的资料,供他参考。他说,历史上的帝王,无论为善,还是为恶,都可以作为镜子。我所以要看那些“无道之君”的资料,就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统治的王朝的败亡,引为深深的警戒。
  治民如治水
  朱元璋治国的一个重要理念是施政要顺应民情、民心。他在跟身边的大臣讨论治国之道时说“:治民犹治水,治水者顺其性,治民者顺其情”。百姓都喜欢生不喜欢死,应当实行宽刑,避免战争,来保护他们;百姓都喜欢富不喜欢穷,应当不影响其劳作,同时减轻租税,使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百姓都喜欢安逸不喜欢劳苦,应当减少朝廷和官府的土木工程,减轻徭役,让他们过安宁的生活。若不爱惜民力,用高压手段逼迫他们做不愿做的事,就好比把他们的头强往水里按,违背了他们的意愿。
  老子的治国之道得到了朱元璋的欣赏。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意为治理一个国家,就像烧小鱼,要很细心;而不可粗手粗脚,那样会把鱼弄烂。朱元璋对大臣们说“:为治之道有缓急,治乱民不可急,急之,则益乱;抚治民不可扰,扰之则不治。”就是说,治理乱世之民,法令不可峻急;治理太平时期百姓,不可骚扰他们。他说,老子“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话,用日常小事作比,说明了治国的大道理。《左传》关于治民如治丝的说法也为朱元璋所赏识。《左传》云“: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意即要以仁德来协调与百姓的关系;而不能对百姓横暴无道,那样,就像理线一样,越理越乱。朱元璋说,《左传》理线的比喻虽然浅显,却可以说明治国的深奥道理。
  违背民情、民心,做劳民、刮民、伤民的事,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对此,朱元璋十分清楚。他说,“民急则乱”“,民劳乃易乱之源”。他从元朝的灭亡中得出教训:人走得太急,就会跌倒;弦绷得太紧,就会断裂。法令峻急,索取过多,百姓就会反抗。治国之道,应当宽仁,宽仁则能得到民众拥护。当然,宽仁要有节制,要措施适当。
  朱元璋明确地提出,要关注百姓的生存状况,帮助他们逐渐富裕起来;不能对百姓刻薄,不能让他们活不下去。因为民众的贫富状况,与一个王朝的存亡有着密切的关系“: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之存亡系焉”。他要求官员们“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还提出要“藏富于民”。
  朱元璋经常对官员们进行“民情”教育。他对身边的大臣说:四民之中,农民最为劳苦。春天,鸡鸣而起,牵着牛扛着犁下地,播种以后,还要除草,赤日炎炎,形体憔悴,及至秋收,缴纳租税之外,所剩能有多少?遇上水旱虫蝗,则举家惶惶一无希望矣。现今当官的不念吾民艰辛,甚至有刻剥而虐害百姓的,这太没有仁爱之心了。他下令户部,编纂一部书,上面写明全国文武官员各种品级,每一品级一年发给俸米多少,这些俸米折合多少谷子,多少亩地才能产出这么多谷子,产出这么多谷子农民需用工多少。书编成后,朱元璋题名曰《醒贪简要录》,颁布朝廷内外,以便使当官拿俸禄的人知道怎样“恤民”,怎样顺民情。朱元璋为了明王朝的磐石之固,可谓用心良苦。
  休养生息之道在给实惠
  朱元璋是一位“民本”论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是“君民一体”说。所谓“君民一体”,即国君与民众有共同的利益,民众“安其生”,国君才能“安其位”。
  他的这个观点,是来自对《尚书大禹谟》以下一段文字的体悟“: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这段话的基本精神是民众拥护好国君,是为了自存;而国君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须依靠民众;君与民,相辅相成。
  既然“君民一体”,国君就不能轻视民众,而要像“敬天”一样“敬民”。朱元璋说,国家要稳固,最根本的办法,无非就是“敬民”。体现在施政上,就是“:为政以得民心为本”,要通过给实惠,来争取民心。
  朱元璋曾与刘基讨论如何让百姓休养生息。刘基说,“生息之道,在于宽仁”。朱元璋说:不给实惠,笼统地讲宽仁,没有什么好处。以我看,宽仁就要富民之财,省民之力。不节省费用,民财就会枯竭;不减少徭役,民力就会困乏。给实惠的政策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朱元璋把孔子说的这九个字当作了治国箴言。
  可以说,朱元璋时期的明朝,基本上是节约型的政府,行政开支相对较少。朱元璋亲自倡导节俭,他平常穿的衣服是洗了多次的旧衣。他不近声色,禁用女乐。遇大旱,他带头食素。宫中空地,他不让建造亭台楼阁,而令太监们种菜,供宫中食用。他说,宫中空地不是不可盖房,但实在“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他又下令在京城朝阳门外的空地栽种桐树、棕树、漆树50
万株,所收桐油、棕、漆,供宫中修缮用,不再向百姓征收。工部提出,让民间采办用于装饰东宫殿宇和公主府第的青绿颜料,朱元璋不允许。他说,仓库里存货有多少就用多少,不要劳民、扰民。还下令:山西潞州的人参,浙江金华的香米,山西太原的葡萄酒,都不要再进贡了;在皇宫园苑种香稻数十亩,供应宫中。
  朱元璋算了一笔账,养1名战士, 需要100个农民终年辛勤劳作。朝廷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北部边境,吃的用的都是百姓缴纳的租税。不打仗时,军士便成了“闲卒”。为节省军队的费用,减轻百姓负担,朱元璋下令,军队开展大规模屯田。这样,“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
  各级官府的行政费用也是能省则省。明朝初年,官员初到任时,大多无马,或借别人的马骑,或改乘驴。后来规定,由官府买马,供官员因公骑。布政司(相当于省府)、按察司(主管一省司法、监察等)各购马20匹,府购10匹,州、县各购5匹。官员骑官马,或坐官车、乘官船,所带私人物品不得超过规定,如若超过,要受到法律制裁,轻则用荆条或竹板打10下,重则打70棍。当时法纪严明,令行禁止,官马、官车、官船消费不可能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朱元璋不许对百姓乱收费,不许变着法子盘剥百姓。彰德府的税课司对老百姓的瓜、菜、柿、枣、牲畜、食品收税,事为朱元璋所知,他说,古人云“聚敛之臣”比“盗臣”还坏,彰德府收税的官员,就是这样的“聚敛臣”。他下令严肃处理这些收税官员。
  山东日照县知县马亮任期满了,上级给他的考评是,没有抓农业、办学校的实绩,但长于催缴、督运钱粮。朱元璋说,这样的官员不抓根本,要他何用。于是将其削职为民。
  中书省官员提出,向民间征收运粮用的布袋,为朱元璋所制止。他说国家征收租税,名目不可太多,不可“苛细”,否则百姓不堪重负。国库中布匹很多,做成布袋很容易,何必向百姓征收?
  朱元璋经常问官员,天下百姓安否。他唯恐百姓受官吏残害,负担过重,生活困苦,自称,“心常在民”。他的确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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