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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经图》及衍生的摹本
作者:侯波良 来源:《文物世界》2003年02期
浙江省温州市博物馆藏有三本《授经图》,分别是徐易、陈洪绶合作《授经图》(以下简称徐、陈本),费丹旭摹徐、陈本《授经图》(以下简称费丹旭摹本),任淇重书翁方纲跋语的《刘文成公授经图像》(以下简称任淇重书本)。
  《授经图》描绘了元末明初政治家刘基向其子孙授经的情景。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文武县南田人。南田旧时属青田县,1948年以刘基谥号文成,遂置文成县,南田划归文成县。因此也有说刘基是青田人,称刘青田。明洪武三年(1370)封诚意伯,又称刘诚意。明正德九年(1514)被追赠太师,谥文成,后人又称刘文成、文成公。
  刘基博通经史,洞彻性理之学,尤其精通天文、兵法。元至正二十年(1360),刘基接受朱元璋邀请赴金陵,呈《时务十八策》,受到器重,被留用中枢,授太史令。是辅佐朱元璋开创明朝的主要谋士之一。明朝开国之初,百废俱兴,典律朝纲,都是由刘基与李善长、宋濂计定,促进了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军事的巩固。由于朝廷内互相倾轧,加上朱元璋猜忌心日重,洪武四年(1371)刘基急流勇退,告老还乡。但还是因“谈洋事件”被宰相胡惟庸诬陷,遭朱元璋疑忌而被夺禄。洪武六年(1375)病重,三月被朱元璋遣使护送回家,一个月后即病逝。
  徐易、陈洪绶合作的《授经图》轴,纵89厘米,横48.51厘米,绢本设色。图中4人都坐在石上,中间为刘基,披角巾,扶藤杖,正面拱手。左边年纪稍长、头戴帽者,为其长子刘琏,右边靠近刘基者是次子刘璟,靠前年少的为其长孙,三人都拱手端坐。在刘琏左侧身后,匍匐盘曲的古木上放置一瓶花。画中情景根据青田端木百禄考证,是在洪武四年至六年刘基告老还乡的三年之间。图右陈洪绶落款:“《授经图》,徐易写像,陈洪绶画衣冠”。钤印白文“徐易”、朱文“象九”、白文“陈洪绶”。
  图上方从右到左有陆曾熙、汤金钊、宗稷辰三人题跋。诗堂为翁方纲隶书跋:“青田三世,诚意一门。石间几杖,花下琴尊。修然相随者子若孙,邈然追思者徐与陈。乾隆甲寅夏五月望日,北平翁方纲赞。”钤印朱文“覃溪”、白文“石墨书楼”。
  写像的徐易,字象九,浙江绍兴人。是明晚期开创肖像画“波臣派”曾琼(1568~1650)的弟子。他此处描绘的刘氏祖孙四人像,细微传神,面貌各不相同,各具自己年龄、性格和气质,整体感觉意态平和,神情超然。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刘氏一门出则建功业,退则研修经学,从容进退,经世之家的人物气质。
  画衣冠的陈洪绶(1597~1652),字章侯,号老莲,明亡后号悔迟,浙江诸暨人。他的人物画高古奇骇,开明末以后一代画风,名垂画史。绘画技法以线描最为卓绝,表现力极为高超。《授经图》人物的衣纹线条清圆劲秀,细润舒转,不作设色,只用淡墨稍加晕染。置景也是老莲笔意,古木怪石,衬出人物脱尘高迈的气质。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北京人。精于考证金石,善于鉴定碑帖,是乾隆时期崇尚帖学的名家。他的隶书学《史晨》、《韩仁》等碑。题跋诗堂的时间为1794年。
  题跋在画心上的三人,陆曾熙是清代绍兴人,字雍之,书画学陈洪绶而稍有变化,野逸有怪意。汤金钊(1772~1856),字敦甫、敦生,号勖兹。先世是从青田迁到萧山。嘉庆四年(1799)进士,历事嘉庆、道光、咸丰三朝。题跋时间在1850 年。宗稷辰,字涤甫,号越岘山人。道光元年举人,授内阁中书,累官山东道监察御史。关于宗稷辰,此处附带订正一下,《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宗稷辰条中,关于生卒年有1788~1867、1792~1867二种说法,籍贯也有二种说法,一说浙江绍兴人,一说江苏上元人。温州博物馆藏有宗稷辰手书的履历一件,姑且录此:
  宗稷辰,系绍兴府会稽县人,生乾隆乙卯年,住在绍府城山后九曲街,嘉庆己巳夏入邑庠生,十五岁道光辛巳举人,现任山东道监察御史,从五品著有《耻躬斋文钞》《越岘山馆》四本。
  从宗稷辰自己写的履历可知,他的出生年月既不是1788 年,也不是1792年,而是1795 年,浙江绍兴人。
    费丹旭摹《授经图》卷,纵45.7厘米,横50厘米,纸本浅设色,是临摹徐、陈本的。落款:“《授经图》,徐易写像,陈洪绶画衣冠。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冬十月,西吴费丹旭摹。”钤印白文“费丹旭印”、朱文“晓楼”。引首有赵之琛篆书“刘诚意伯授经图”,落款“道光己酉嘉平赵之琛题。”
  费丹旭(1801~1850),字子苕,号晓楼,晚号偶翁,又号环渚生,浙江湖州人。在清晚期以自成一种面貌的仕女画享誉画坛,他的肖像画造诣也很深。道光、咸丰间卖画于江浙两省。《授经图》摹本,作于1849 年。费丹旭把徐、陈本纵轴构图稍作变动,成为横向布局。基本上保持了徐、陈本的原貌,人物面部染淡赭色,线条轻匀,精神上变脱尘高迈为清雅秀逸。
   赵之琛(1781 ~1860 ),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次闲,号退盦,献父,室名有寄萍室,补罗迦室。是篆刻书画家,篆刻得陈豫钟传,能吸收各家所长,尤其以单刀著名。著有《补罗迦室印谱》,曾为阮元刊《积古斋钟鼎款识》。为西泠八家之一。也工书画。引首题跋时间在1849年,与费丹旭绘制是同一年,费丹旭绘于十月,赵之琛题于十二月。
  费丹旭摹本后题跋众多,有宗稷辰、汪昉、黄爵滋、潘曾莹、杨彝珍等十五家十八条题跋。内容大多颂扬刘基,还有叙述《授经图》的流传经历,与端木百禄的友谊等。题跋时间大多是道光庚戌(1850)或咸丰元年(1851),在费丹旭成图时间道光二十九年(1849)后二年间。只有最后二跋的时间在民国。其中第二、九、十二跋都是汪昉所作,九、十二跋内容几乎相同,还有第十、十五跋,是潘曾莹所作,也只换了几个字,汪、潘题跋可能一件是草稿,一件是正文。前三跋的纸与画纸宽窄、纸色相同。接下去十五跋纸色不一,宽窄不一。第四、五、六跋是残破后裱上去的。应该是以后才合在一起装裱成卷的。另有十一条题跋,没有裱在卷上。看来合裱的时候,裱工的文化程度不高,把草稿和正文混在一起。
  关于《授经图》的流传经历,杨彝珍曰:“是(此处缺二字)传必久。闻鹤田老人先曾见于括苍,欲购得之,未果。其哲嗣叔总游松阳时竟获,贸以归。”跋中没有详指是哪一本《授经图》,但费丹旭摹本是 1849年绘制,而端木国瑚是在1837年去世,曾被端木国瑚见于括苍的,并被端木百禄购买的一定不是费丹旭摹本,要么是徐、陈本,要么是任淇重书本。据刘耀东庼日记》记叙:“松君兄于林同庄文武公三世《授经图》,用照影印即成,寄示一片,甚明显。同庄所藏系乾隆某年重摹之本。 忆昔于瑞安李漱梅先生家借观《授经图》,为明季陈章侯画衣冠,徐易写面目。又有陆曾熙、翁方纲、汤金钊、宗稷辰四先生题赞。陆题缺八字,余均完好。孙籀庼师,尝属漱梅归还吾家,命耀东以三十金酬之,漱梅未许。闻漱梅得自端木显祖(太鹤先生之孙,叔总先生之子),实叔总先生旧藏者。今同庄所藏本,殆即临端木所藏旧本,上方所题翁赞,系永兴任淇重书,而漱梅所藏本,则陆、汤、翁、宗诸题,皆墨迹也。漱梅之子翼伦,毕业温州中学,余与有一日之长,因致书次饶与翼伦再商归还吾家,愿酬以百金未能知愿否?”《疚漱日记》所记叙有二本《授经图》,一本是任淇重书本,一本是徐、陈本,端木百禄所购的是徐、陈本。
  徐、陈本由端木百禄购入,却被端木显祖转给了李炳光(潄梅)。20世纪50年代入藏温州市博物馆。
  端木百禄之父端木国瑚(1773~1837),字子彝,号鹤田,晚号太鹤山人,浙江青田人。道光十三年(1883)进士,以文字受知于阮元,官内阁中书。毕生致力于《易经》的研究。他博通经史,与魏源、宗稷辰、吴嵩梁等传为道光时代“薇坦五名士”。著有《太鹤山人诗集》十三卷、《太鹤山人文集》四卷等。端木国瑚与宗稷辰以学问相尚,也是儿女亲家,其子端木百禄是宗稷辰的女婿。端木百禄,字叔总,一字小鹤,号梅长,又号石门山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致力于《易经》,好作诗。著有《石门山房诗抄》。晚年流寓温州瑞安,以卖画为终。端木显祖为端木百禄之子,端木家藏许多由他散出。
  道光八年(1828)费丹旭曾为端木国瑚画过《太鹤山人五十六岁小像》,端木国瑚与费丹旭有过往来。端木百禄在得到徐、陈本后,请费丹旭临摹一本,费丹旭大概是不会推辞的。费丹旭摹本,抗战时期被端木后人出卖给青田县政府。后被温州实业家吴百亨先生收藏,20 世纪 50年代初吴百亨先生将其捐献给温州博物馆。
  任淇重书翁方纲跋语的《刘文成公授经图像》轴,纵140厘米,横38.3厘米,纸本水墨,也是临摹徐、陈本的。人物用墨线钩描,只在人物的头发、衣襟、袖口和座石用墨稍加晕染。布局为纵向,但古木瓶花挤到刘琏头边。全图元气大伤,笔力软弱,没有临摹者落款。右上有任淇隶书“刘文成公授经图像”,并重书徐、陈本诗堂上翁方纲的题跋,落款:“永兴任淇书。”画心左边有王鼎另纸题跋“……徘徊青田有余慕,先生之风长穆然。乾隆乙卯小春朔华亭后学王鼎敬题于西湖小有天园之三十六芙蓉楼”。印款白文“王鼎”,朱文“涤山”。名“王鼎”的,画史较多,但是华亭人,字、号“涤山”的却查无此人。
  任淇重书本上有朱文收藏印“曾存瑞安林氏”,包首行书题“瑞安林氏所藏”。是藏于瑞安名士林同庄家。与前《疚庼日记》所叙一致,但刘耀东只是根据松君从林同庄处拍过来的照片,来判断是乾隆间摹本。其实王鼎边跋的跋纸比画心纸旧,不是同一时期之物,或是其他地方裁下拼上去的。王鼎边跋题于1795 年,距徐、陈本上翁方纲题跋只有一年,或许翁、王跋原先是一起的。从画风和纸质看,不是乾隆时期之物,成图应在晚清。
  此图只有任淇重书翁方纲跋,没有临摹者款,有关记载也语焉不详,因此无法确定临摹者是何人。
  三本《授经图》,经历曲折。由端木百禄收入徐、陈本开始,衍生出费丹旭摹本和任淇重书本,最后都归入温州博物馆,也是值得庆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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