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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基与《大明律》刍议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

刘基与《大明律》刍议

 

摘  要:《大明律》在中国古代乃至尔后日本、朝鲜的立法中均有重大影响和重要地位;从刘基在草创《大明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刘基法治主张与《大明律》的法治宗旨基本一致、以及刘基与朱元璋特殊关系三方面,推断刘基与《大明律》息息相关,从而探讨刘基法治思想上的成就与地位。

 

关键词:刘基;法治思想;《大明律》

 

 

 

 

被称为“文治武功并茂,堪称千古人豪”的刘基具有多方面才华。作为谋臣,刘基为朱明王朝一统江山,建立了不朽功勋;同时刘基在建筑、军事、法治思想上的成就也是相当卓越的,比如受命为朱元璋建设的明皇城——明代南京京城城墙,不仅是14世纪初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首都城墙(全长33.676公里),也是目前世界保留规模最大的古都城墙,他以其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举世无双的形制,受到世人的瞩目;又比如其奏立的军卫法及其用军思想方面的成就也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方面这里并不展开,本文就从刘基与《大明律》的关系来阐述刘基法治思想上的成就与地位。

 

《大明律》在我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继承了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明代以前各个朝代法典文献编纂的历史总结,而且还开启了清代乃至近代中国立法活动的发展[1]。杨鸿烈推赞道“《大明律》比较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又新设许多篇目,虽说条数减少,而内容俱极精密,很有科学的律学的楷模,后来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袭这部更定的《大明律》,可以见得这书实在算得中国法系最成熟时期的难得产物。”[2]《大明律》不只是清朝制定法律的范本,也影响着日本和朝鲜的法制建设。日本江户时代,曾经广求明律书籍作为参考。朝鲜王朝成立以后,太祖李成桂在即位时的教科书中明确指出:“自今京外刑决官,凡公私犯必核《大明律》。”[3]在《朝鲜经国典》中也有“其议刑断狱以辅其治者,一以《大明律》为据”,“又虑遇民无知触禁,爰命攸司将《大明律》译为方言,使众易晓,凡所断决,皆用此律,所以上奉帝范,下重民命也”[4]。可见《大明律》是一部凌越千古、启迪后代的重要法律文献,足见《大明律》的历史地位,而《大明律》修订跟刘基法治思想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一、刘基在草创《大明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大明律》是在《吴元年律》、《大明令》的基础上,于洪武六年(1373年)制成的,后又几经修订,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颁行。“虽然吴元年‘律’的详细内容今天难以窥见全貌,但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这部吴元年‘律’对于《大明律》的修订,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也就是说,它是《大明律》的直接渊源。”[5]可见尽管《大明律》的制定经过吴元年(1367年)、洪武六年(1373年)、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和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四次修订,才最终形成《大明律》,但《大明律》是以《吴元年律》、《大明令》为基础的,因此刘基在《大明律》草创之初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1. 当初是刘基首先谏言明法度、正纪纲。在新王朝呼之欲出的时候,刘基认为明法度、正纪纲是当务之急,认识到宋、元由于“宽纵”失去了天下,振肃纪纲是建国之本。1367年刘基就任御史中丞之后便及时献言:“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纪纲振肃,而后惠政可施也。”[6]朱元璋十分赞同刘基的观点,“太祖初渡江,颇有重典,……,命(李善长)与中丞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7]。根据刘基建议,朱元璋在渡江占据金陵时,就已开始了法律的制订工作,“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8]。而在吴元年,更是系统地制订了“律令”,是年“甲寅,律令成,命颁行之”[9]。李善长、刘基等人仅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就将律、令制订完毕。这是明代法典的雏形,其中的“律”,史称《吴元年律》;其中的“令”,则称之为《大明令》。

 

2. 在草创之初,刘基是担当了制定法律的重要角色。吴元年所设置的御史台,以汤和、邓愈为左右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臣。当时御史台的职责是什么呢,朱元璋谕曰:“国家所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实为清要。”[10]可以看出明代御史台职责尤为重要,“朝廷纪纲尽系此。”是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的机构,是振纪纲、明法度的机构。要履行职责就必须有法可依,在新王朝未成立而将要建立之初,御史台不得不担当起法律制定的重要角色。并且从明初御史台职官配置分析,其左右御史大夫汤和、邓愈皆为行伍出身,当时战争尚未平息,都还在前线带兵打仗,汤和、邓愈是“以武臣而位处文职”,汤和在任御史大夫的次日,即被敕命为征南将军兼大都督府事,统率江南诸军讨伐方国珍,所以当时真正履行御史台职责的是刘基和章溢。因此尽管朱元璋在制定律、令时,以李善长为总裁官,以刘基等人组成议律官,根据刘基博通古今学问和官职所在,刘基在草创《大明律》时应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周群教授如是说:“朱元璋专门召台宪刘基、章溢、周祯等人商论法律,认为纪纲法度为汉国之本,而振纪纲、明法度由御史台主司其职,百司庶职都取于台宪。因此,明朝法律的制定由中书省、御史台共同完成。刘基是关键人物之一[11]。

 

可以这样推断,既然《大明律》是以《吴元年律》、《大明令》为基础的,而刘基在草创之初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那么《大明律》法治思想就脱不了刘基的思维,下面这一点恰是很好的印证。

 

 

二、刘基法治主张与《大明律》的法治宗旨基本一致

 

陈戍国认为:“用刑亦王政”,“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明刑弼教”是《大明律》的宗旨[12],而刘基法治思想与这如出一辙。从《郁离子》及刘基诗文中看来,儒家仁政、以民为本是刘基所推崇的治国主张,但他同时也主张严明法律,在刘基看来,法治与德治共同构建王政组成部分

 

1.刘基看重法制建设,认为法律制度运行是实行王政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与《大明律》宗旨“用刑亦王政”高度一致。他有诗云“八政首食货,货币通有无。国朝币用楮,流行比金珠。至今垂百年,转布弥寰区。此物岂足贵,实由威令敷”[13]“好生虽圣心,明刑亦王政”[14]都强调了法制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刘基认为一个国家安定和谐环境的建设,除了以德凝聚人心之外,还要靠制度让一切有序运行起来,比如货币这样的东西,本身没多少价值,是制度赋予了它的价值。“币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辅之以威刑,是天下信畏,而后无用之物可使之有用。……,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无用矣,而况于币乎?如之何其通之也!”[15]是制度可以使无用之物运行,假使没有法律制度,有用之物也将发挥不了应有作用,可见刘基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刘基突出法治的教化作用,这与《大明律》所体现的“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思想是一致的。刘基“以仁心行仁政”的“民本”思想的指导下,主张“刑期于无刑”,“刑,威令也,其法致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也,其意在于生而杀道存焉。《书》曰,刑期于无刑,……,是故制刑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必死也,则死鲜矣。”[16]可见,刘基主张用法来惩罚玩劣同时以达到教化百姓的目的。

 

3.刘基主张法治要严明公正,才能真正达到教化目的,这与《大明律》所体现的“明刑弼教”的思想是一致的。“好生虽圣心,明刑亦王政”,“明刑”两字应该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是法律制度明确、明白晓畅;二是执法严明公正。刘基任御史中丞时秉公执法,从行动上维护法制的威严可见其“明刑”之主张,1368年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抵罪,就把其处斩了,李彬是丞相李善长亲信,因而得罪了李善长,刘基执法之严自然得罪不少权贵,此后不久刘基告老还乡,无疑与此有直接的联系。《明史ˇ刘基传》称其于任职期间“令御史纠劾无所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皇太子置之法,人惮其严。”刘基执法严明向来如此,在元朝为官也如此。

 

另外,刘基认为法治要根据形势有所变化,才能对症下药,起到法制应有的作用,这一点也是与《大明律》“刑‘乱世’,重典治罪”的时代性是一致的。刘基曾这样说:“夏之政尚忠,殷承其弊而救之以质。殷之政尚质,周承其弊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钳天下,天下苦之。而汉承之以宽大,首之以宁壹,其方与症对,其药用也无舛于天下之病,有不愈鲜矣。”[17]刘基把夏、商、周形势描述为“忠”“质”“文”,用以说明为政与法治要根据当时历史条件,采用不同的方式,比如汉代采用宽大的政策纠正秦酷刑苛法的错误。所以刘基总结道:“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把元朝灭亡、世乱根源归结为“宽纵”,赞同重典严刑。虽然朱元璋与刘基对国初“杀运”时限所持不同,但刘基与朱元璋关于乱世用重典的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这样讲,刘基法治思想在《大明律》中得到了相当的体现。

 

 

三、刘基与朱元璋非同寻常关系,朱元璋关于《大明律》法制很多主张深受刘基影响

 

刘基与朱元璋关系是相当特殊的,朱元璋称其为“吾子房也”,封其为“诚意伯”,而后被美名为“帝师”、“王佐”,可见刘基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了。周群教授认为“朱元璋由识字不多的游乞到通晓古今的帝王,与刘基等人的熏染密切相关”[18]。朱元璋在开国之初,视刘基为张良、诸葛亮一类的智者,说在治国经邦之道上对他颇多启迪。朱元璋自己承认刘基“节次随朕征行,每于闲暇,数以孔子之言开导我心,故颇知古意。”[19]“居则每匡治道”[20];《神道碑铭》载:“上(皇上)亦甚礼之,常称为老先生而不名,时曰‘吾子房也’。”刘基在《二鬼》里也隐喻了这一层意思,“天帝左右无扶持,……,不辨妍与媸。两鬼大惕伤,身如受榜笞,便欲相约讨药与天帝医。先去两眼翳,使识青黄红白黑,便下天潢天一水,洗涤盘古肠胃心肾肝肺脾。”[22]诗中正是以两鬼隐喻刘基自己和宋濂,以天帝隐喻朱元璋,诗中形象地描述了刘基、宋濂以古帝王之仁义道德去影响、感化朱元璋的言行,使其成为颇知古意、明辨是非的合格封建君主的历史事实。

 

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2年)进士叶式认为,刘基最大功劳就是给予朱元璋在为君治国上的诸多启迪[23]。清代张汝瑚这样评价:“三代而下人才卓荦者莫若子房、孔明,……,尚论明刘文成,具择主之哲与子房同,怀拨乱之志与孔明同。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就,亦与子房、孔明无异。然愚以为如先生者,人但知其有过人之才与智,不知其有过人之学;但疑其为诞、为神,而不知其皆本乎道也。常闻高皇帝之称先生也,……,‘言非儒造,实已诚之意。’嗟乎!先生之引君当道,勤勤恳恳如此,此子房、孔明之所未有也。”[24]

 

可见,从朱元璋、刘基之言论以及后人评价,刘基的确在开启朱元璋具备帝王之心智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朱元璋制定《大明律》指导思想离不开刘基的影响。

 

从上述可以看出,刘基在草创《大明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刘基法治主张与《大明律》的法治宗旨一致、刘基与朱元璋特殊关系这三部分内容应该是互为印证关系,可以这样讲,《大明律》深深烙上刘基法治思想的印记,《大明律》在法制史上具有显要地位,可否推出刘基在法治史上也应有一席之地呢?作此议论以抛砖引玉,求教于深入研究刘基法治思想及其地位的大方之家。

 

 

 

参考文献:

 

[1][5]徐晓庄.《大明律》论[J].天中学刊,2001,16(8增).

[2]周群.刘基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86.

[3]张晋藩.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75.

[4]朝鲜经国典宪典总序[Z].郑道传.三峰集(卷七)[M].

[6](明)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Z].刘基集[M].林家骊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632.

[7](清)张廷玉.明史(卷九十三)ˇ刑法志[M].

[8](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二十七)ˇ李善长传[M].

[9]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六).

[10](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一八四)[Z].

[11]周群.刘基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85-86.

[12]陈戍国.《大明律》与明代礼制以及相关问题[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6(3).

[13](明)刘基.感时述事十首之八[A].刘基集[M].林家骊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366.

[14](明)刘基.得令字[A].刘基集[M].林家骊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371.

[15](明)刘基.郁离子ˇ羹霍之四[A].刘基集[M].林家骊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57.

[16](明)刘基.郁离子ˇ灵丘丈人之二[A].刘基集[M].林家骊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4.

[17](明)刘基.郁离子ˇ千里马[A].刘基集[M].林家骊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18]周群.刘基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75.

[19](明)朱元璋.弘文馆学士诰[A].刘基集[M].林家骊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659.

[20](明)朱元璋.御宝诏书[A].刘基集[M].林家骊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657.

[21]明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赠太师谥文成护军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Z].刘基集[M].林家骊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641.639.

[22](明)刘基.二鬼[A].刘基集[M].林家骊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280.

[23](明)叶适.题诚意伯刘公集[A].刘基集[M].林家骊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682-683.

[24](明)张汝瑚.《刘文成先生集》序.(责任编辑:王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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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录入:刘妙居    责任编辑:刘妙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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